10月16日，北京大学政治哲学新著研讨工作坊第二期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举行。本次工作坊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主办，北京大学哲学系方博主持，围绕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白彤东新著《治的探寻：韩非子的政治哲学及其当代意义》展开讨论。来自全国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中国哲学、政治哲学研究者齐聚一堂，从思想史、政治现实主义、中西比较与制度理论等不同角度，探讨韩非子思想的理论内涵及其当代意义。

《治的探寻：韩非子的政治哲学及其当代意义》

白彤东首先介绍了全书的问题意识与核心论点。他指出，相较于儒家对“良治”的关注，韩非子更直接地追问如何实现“治”，并对儒家过度关注理想政体的思路提出批评。该书据此重新考察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其关于理性官僚体制与制度治理的思考，尝试从中发掘能够与现代政治学对话的理论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曹峰认为，该书体现了“学理上的法家复兴”，借助政治学、社会学及中西比较视野，对法家思想作出新的阐释。围绕政权合法性、国家治理与外交关系等议题，作者揭示了韩非子思想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并将其“道”与“术”理解为公共行为管理的重要思想先声。曹峰同时建议进一步梳理韩非子与黄老思想的关系，并指出法家政治设计对少数设计者的依赖，可能难以充分回应制度设计与实际执行之间的距离。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巍将该书视为一部“基于当代政治关切的对韩非子的辩护性作品”。他肯定作者对荀子与韩非子思想关系的重新审视，指出师生关系并不能直接证明思想继承；同时，理解法家的人性论，需要将其置于赏罚机制中考察。李巍还认为，书中对法制与法治的区分为理解法家提供了新的角度，但对韩非子“重罚轻赏”的概括仍可商榷，且以当代关切为出发点、再以韩非子思想回应这些关切，可能面临论证循环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德中从政治现实主义角度肯定法家思想的理论贡献，认为法家关于政治制度与权力支配结构的讨论具有跨越古今的启发意义，并建议进一步从价值与权力等维度深化法家思想和现代性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李绍猛则将讨论引向中西法治比较，强调西方法治不仅涉及法律制度，也包含形式与程序上的要求。白彤东回应说，韩非子所设想的“王在法上”与西方“王在法下”的制度结构各有其问题；如何以理性方式制衡权力，仍是值得继续探索的政治议题。

围绕韩非子思想的理论结构与思想渊源，与会学者提出了多方面的反思。北京大学哲学系孟庆楠从文本内在逻辑出发指出，韩非子依靠赏罚调动趋利避害的人性，但持续激发欲望也可能造成高度竞争的社会，赏罚机制因此存在内在张力；“无为”如何落实、因循自然与制度赏罚如何兼容，也有待进一步阐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匡钊认为，以“封建解体”为分析起点颇具启发性，法家回应了贵族秩序瓦解后新型国家如何制度化君臣关系的问题；与此同时，著作仍可进一步解释法家思想在秦汉以后逐渐退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原因。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陈声柏对书中政治哲学的学科界定提出疑问，认为“治道”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仍需更清楚地说明，借用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概念分析中国古典思想时，也应警惕概念移植造成的理解偏差。湖南大学哲学系陈之斌肯定该书突破了将韩非子简单等同于权谋之术的刻板印象，同时追问：如果君主本身不受法律约束，仅依靠其理性自我节制，是否足以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厦门大学哲学系谢晓东则从史实表述、概念使用与论证结构等方面提出商榷，强调应区分“合法性”与“正当性”，并审慎处理“爱国主义”“宪政”等现代概念与先秦思想之间的关系。

关于韩非子政治思想的规范性目标，多位学者进一步展开讨论。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李春颖指出，韩非子人性论包含利害、荣辱等不同维度，厘清其理论基础有助于判断整套政治方案的目标。她认为，赏罚机制虽然以欲望为驱动力，但其目的未必是增进全体民众福祉，而可能更多指向权力秩序的巩固。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叶树勋高度评价该书对“治”这一核心概念的重新阐释，同时强调“势”仍具有独立的理论价值；即便法具有客观化、去人格化的特征，其终极目标若主要服务于国家富强，也可能蕴含忽视个体福祉的风险。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志宏认为，韩非子更接近制度设计者，其思考重点在于统治秩序的维系，而非民众美好生活的实现；因此，将韩非子与现代政治哲学家并置时，需要充分说明比较的依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盛珂从“陌生人社会”出发，指出法家对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但其理论也缺少在治理越界时自我约束、自我叫停的机制。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李友广则提醒，中西思想比较应兼顾问题的相似性与文明传统的差异，避免简单以西方概念解释中国思想；同时，韩非子思想内部权谋之术与普适制度设计之间的张力，也值得继续探究。

其他与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补充了讨论。上海理工大学孙永为认为，书中对人性与欲望的剖析具有现实启发；深圳大学王顺然指出，儒家教化对人性的塑造能力不应被低估；中国政法大学王威威提出，可进一步借助黄老思想资源探讨中国式法治的理论可能；华东师范大学段语璇以荀子思想为参照，指出韩非子的制度体系在贤能选拔方面存在难题。相关发言共同表明，对韩非子思想的理解既需要关注其制度设计的解释力，也需要检视其理论前提、规范目标与现实限度。

针对与会学者提出的意见，白彤东逐一作出回应。关于人性论，他表示，自己的讨论并不意在介入人性善恶的形而上学争论，而是立足于治国实践理解韩非子的相关论述。他承认，赏罚机制存在局限：韩非子寄望于物质财富充分充裕后实现社会和平，却没有充分说明这一理想如何实现；书中对于欲望激发与老子人性理解之间的张力，也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对于全书缺少总结、儒法如何平衡等问题，他坦言尚未形成完备答案。

谈及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白彤东指出，韩非子以个体利益作为治理驱动力，并不意味着其思想中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抽象国家集体概念。他同时承认，韩非子治理体系具有向外扩张的内在冲动，难以主动止步。书中所设想的、最接近法家理想形态的现实参照是新加坡模式，但在基础治理目标达成之后，社会如何继续发展，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还指出，韩非子虽较早提出有关道德多元的论证，但其本人并非多元主义者。

研讨尾声，方博对本次工作坊作总结。他指出，与会学者围绕《治的探寻：韩非子的政治哲学及其当代意义》，就韩非子思想的内在义理、黄老渊源、儒法关系、周秦之变与现代性、中西法治比较，以及古典思想的当代转化等议题展开了充分交流。讨论既肯定了该书拓展法家研究视野、重新思考“治”的理论价值的努力，也提出了关于制度约束、规范性基础与思想限度等一系列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与会学者合影

总体而言，本次工作坊以一部新著为切入点，将韩非子研究置于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与当代政治哲学的对话之中。与会学者既关注法家思想对制度治理、权力运行与政治秩序的独特解释，也持续追问其规范目标、内在张力及当代适用边界。多元视角之间的交锋，为进一步理解韩非子思想及先秦政治哲学提供了新的问题线索。

（本文摄影：但睿博）

芮嘉欣 毛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