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3月，广西镇南关外，年近七旬的冯子材拄着木杖巡视营垒。法军压境，清军将士士气并不高，他却对部下说：“法国人敢来，就不能让他轻易过去。”几天后，镇南关大捷震动中外，但战场上的胜利，并没有改变中国西南边疆的命运。

法国盯上的并不只是越南。

在欧洲列强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时代，法国始终有一种紧迫感。北美的大片土地被英国和美国瓜分，东南亚海岛又被英国、荷兰抢先控制。法国若想在亚洲取得一块能够长期经营的地盘，就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

越南恰好位于中南半岛东部，海岸线漫长，北接中国，西连老挝和柬埔寨。谁掌握越南，谁就有机会把势力伸向整个中南半岛，更能沿红河、元江等水系接近中国西南。对法国而言，这是一条通往中国内陆的现实通道。

当时的越南仍属于清朝传统宗藩体系。清政府在名义上负有保护责任，却没有在越南长期驻扎大规模军队。越南阮朝军力有限，内部又有不少矛盾，法国便从传教、贸易和军事干涉多方面下手，逐渐把这个藩属国变成自己的目标。

法国在越南的活动并非突然出现。早在近代早期，欧洲传教士就不断进入当地，熟悉越南的政治格局、地方势力与社会状况。传教活动扩大了欧洲影响，商业往来则为军事进入铺路。等到清朝因鸦片战争陷入困局，法国认为机会已经成熟。

1862年，法军迫使越南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取得南圻部分地区。1867年，法国进一步占领南圻西部。越南朝廷虽然屡次抗拒，却难以抵挡装备更优的法军。1883年和1884年，法国又通过《第一次顺化条约》和《第二次顺化条约》，把越南纳入保护国体系。

清政府不承认这些安排。

问题在于，清朝虽有宗主权，却缺少能够迅速支援越南的军队和稳定的财政。朝廷内部对于是否出兵争论不休，地方官员也各有顾虑。名义上的保护，逐渐变成了难以兑现的承诺。

真正给法国制造麻烦的，反倒是一支并非清军正规编制的队伍。太平天国失败后，刘永福率部进入越南北部，后来以黑旗军的名义活动。他们熟悉山地环境，善于利用地形作战，曾在河内附近击败法军，使法国人意识到，越南北部并不是可以轻松吞下的地方。

1883年，法军再次向北推进，黑旗军与越南军队展开抵抗。清政府随后派兵进入北圻，但军令反复，行动受到限制。清军与法军在山西、北宁等地交手，战局时有变化，双方都没有立刻取得决定性优势。

法国并未把战场局限在越南。

1884年8月，法国舰队突然袭击福建水师，马江海战爆发。福建水师损失惨重，法军随后封锁台湾海峡一带，并对台湾北部发动进攻。清朝沿海防务暴露出严重缺陷，陆地上的局部胜利，也难以抵消海军力量不足带来的压力。

到了1885年，法军集中兵力进攻谅山和镇南关，试图将清军与黑旗军彻底赶出北圻。冯子材临危受命，在镇南关组织防御。法军发动总攻时，清军在炮火和兵力上并不占据绝对优势，但冯子材抓住其阵形混乱的时机，率部反击，迫使法军退却，并收复谅山等地。

战报传到北京，朝野震动。有人主张乘胜追击，也有人担心法国舰队继续袭击东南沿海。此时的清廷很清楚，若战争无限扩大，台湾、福建乃至沿海商埠都可能遭受更大压力。

法国国内同样承受着战争负担。内阁原本希望借扩大战事迫使清朝屈服，但镇南关失利后，议会对继续用兵产生疑虑，相关阁员受到政治冲击。双方于是都需要一个停战出口。

1885年6月，清法签订《中法新约》。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延续千年的宗藩关系至此终结。镇南关的胜利没有转化为收复越南的成果，原因并不只是将领无能，更在于清朝缺乏持续作战的财政、海军和后勤能力。

法国取得越南后，西南方向便少了一层缓冲。它以越南为基地，沿边境向云南、广西推进，通过勘界、通商、传教和修筑交通设施扩大影响。1895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签订后，中国在中越边境部分地区作出让步，法国势力由此更加接近云南腹地。

进入云南的法国人，不只带来军队，也带来领事机构、商贸资本和铁路计划。滇越铁路通车后，昆明与越南海防港之间形成新的交通联系，矿产、木材、农产品和金融业务受到外来势力影响。法国还凭借条约和特权，在云南取得传教、贸易、采矿等方面的便利。

但外来渗透并没有使云南完全失去自身力量。新式教育、近代交通和外部信息进入后，云南社会出现了新的政治力量。1915年，唐继尧等人在云南发动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称帝。抗日战争时期，滇缅公路和滇越方向一度成为中国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云南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北部接受日军投降。那一阶段，法国殖民势力尚未完全恢复控制，越南的政治局势十分复杂。法国当年借越南逼近中国西南，留下的边疆问题、交通争夺和主权冲突，也在战后继续影响着中越两地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