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有人把一座Game Boy博物馆做进了Game Boy卡带里。据Eurogamer的Robert Purchese报道，这位动手的人是Pflug，他面对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是：这台1989年出厂的掌机，屏幕一次只能显示255个"块"。
这个数字听起来还行，但放到实际排版里就紧张了。每个字母都要占用若干个块，而这座博物馆的主要内容恰恰是文字。Pflug的结论很直接：Game Boy是"一台糟糕得惊人的电子阅读器"。他还说，在Game Boy上读一座博物馆，"是一场以英寸为单位的拉锯"。
把博物馆放到现代电脑和设备的网页上浏览，相对简单；把它压缩进一张给1989年设备用的卡带，则是另一回事。Pflug的项目从一开始就撞上了障碍，障碍的来源不是内容不够，而是硬件本身的显示限制。
同一周的专栏里，还提到另一场关于游戏开发的讨论。起因是GI.biz一篇关于《星球大战：银河赛车手》的文章，提到它的"核心团队"为75人。Game Developer的Bryant Francis随后写了一篇思考文章，讨论我们是否需要一套新的语言，来适配外包领域近年出现的变化。
文章给出的判断分两面：做得对的时候，这种模式能分散财务风险，保留3A开发中有效的部分，而不必把所有人放在同一个公司实体下；做得不对的时候，就可能形成一种游戏开发的等级结构——创作方向和资金只朝有限的方向流动，不在中心位置的人则难以继续做自己热爱的工作。
Bryant Francis认为，这个问题本质上是组织问题，不是靠改好文案就能解决的。但组织从语言开始，我们用来定义工作的语言，会定义游戏开发的未来。
专栏还提到作家、前Double Fine成员Harper Jay关于"游戏何时失败"的思考。这里说的失败，是"意图与抱负"意义上的失败，不是销量和Steam玩家数那种乏味的统计。
以《侠盗猎魔》（Manhunt）为例，文章认为它在潜行模拟上的投入并不小，尤其考虑到当时的年代。即便设定上有一位导演在幕后设计这些场景，游戏也想让你明白：这里存在一个世界。它的运行大体符合预期，规则基本就是现实世界的规则——砖头会因为"重力"落下，会像一块普通砖头那样发出"噪音"。
但游戏也有自己的规则：做X，守卫就会做Y。利用这一点是推进流程和拿高分的关键。撞到墙，杂兵会说那句话，然后走过来——这就是规则，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问题出在那个不动的家伙身上。他不是什么元叙事评论，也不是对玩家的拆台把戏，他只是没有被这样编程。于是作者把这件事提到游戏俱乐部里讨论：有点不对劲。
这套逻辑不成立，对不上，模拟在这里失效了。人造感过于明显，游乐场的机关露得有点太直白。文章说，这种粗糙或许有种讨人喜欢的味道，但就是"不对劲"。
专栏末尾还顺带讲了一位古怪的美国富豪Timothy Dexter（1747-1806）。他笨拙的投资总能莫名其妙地成功，而他对文字的狂热同样出名。他曾在重印作品时附上一张标点说明，开头写的是"Nowing ones complane of my book the fust edition had no stops"。
据Public Domain Review的记述，Dexter的一生读起来像一则文学寓言：一个在新英格兰重生的特里马尔基奥，财富给了他一切，唯独给不了他真正想要的东西——尊重。他自学成才，担任过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的"告发官"，负责执行猎鹿相关法律。他每周给庞大的时钟收藏对时，走得最准的那台会被他授予一个夸张的头衔。他身边围着一群亲信，包括私人桂冠诗人Jonathan Plummer，以及上层阶级的Lucy Lancaster——后者既是顾问，也负责灭火："如果Dexter装上枪要打谁，Luce就会被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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