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北欧两国主动致电普京谈和平谈判，门槛摆在明面上：乌军撤出顿巴斯。这次发起沟通的是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属于高层电话会谈。
这次，会谈的主题非常明确，围绕俄乌冲突、推动结束战事的外交方式来沟通，重点就是未来停火框架里的核心条件，其中俄方的底线要求之一，就是乌克兰武装力量撤出顿巴斯区域。
正是这次沟通，把一个绕不开的矛盾再次推到台前：俄方把乌军撤出顿巴斯当成谈判前提，可这个撤军命令，能不能实现？
英国分析师梅尔库里斯提出观点：哪怕泽连斯基愿意同意撤军，顿巴斯地区乌军守军指挥官安德烈·比列茨基所代表的乌克兰军方强硬民族主义派系，才是真正的阻力来源。
安德烈·比列茨基，亚速营的初代核心创立者，是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派系标志性人物，在顿巴斯前线的武装力量、基层军官圈层里拥有巨大影响力。
其实，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军方，乌克兰民族主义强硬派，并不完全是上下级单向服从，而是战时同盟关系。
2019年泽连斯基竞选上台，竞选纲领里包含推动顿巴斯自治、缓和对俄矛盾的内容，当时乌克兰右翼民族主义阵营、亚速系这批人，是激烈反对泽连斯基的，长期指责他对俄妥协。
俄乌全面爆发战争之后，外部巨大的生存压力，把原本互相敌视的各方捏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以抗俄为唯一共识的战时同盟。
实际上，泽连斯基掌握对外宣传、对接西方援助、外交层面的话语权。但是，以比列茨基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军官、前线强硬派系，掌握一线大量作战单位、基层官兵的士气与作战意志，在前线拥有极高号召力。
只要持续对俄作战，大家目标就能保持一致，一旦走到从顿巴斯地区撤军这一步，同盟的裂痕就会立刻爆发。
乌克兰军方和民族主义派系拒绝撤离顿巴斯地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民族叙事与历史耻辱的执念，顿巴斯是他们的“赎罪战场”。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乌克兰守军一枪不发，就丢失克里米亚，这件事，在乌克兰右翼民族主义叙事里被定义为国家级奇耻大辱。
比列茨基这一批人的思想根基，就是建立在洗刷2014年的挫败之上。火焰在他们的符号体系里，代表洗涤耻辱。顿巴斯战场，就是用来洗刷耻辱的地方。
而且，俄乌血战，在客观上重塑了乌克兰的民族认同。战前乌克兰内部东西部分歧巨大，东部俄语区、西部乌克兰语区认同割裂。而持续的俄乌战争，把“对抗俄罗斯”塑造成了统一的民族叙事锚点。
第2，在西方有一部分势力，希望顿巴斯长期变成消耗俄罗斯的“持续放血点”。顿巴斯地区是苏联时代重工业核心区，地下矿井、巷道、工厂密集，天然构筑了极其复杂、多层级的防御工事体系，是整个俄乌战场最适合长期拉锯的区域。
对部分北约内部的力量来说，他们追求的不是乌克兰快速打赢，也不是立刻停战。
而是持续作战、把俄军打出损失，就是乌克兰维持西方援助额度的核心筹码。西方的援助不是无偿的慈善，是有考核标准的。
西方各国要说服国内民众、国会持续批预算援乌，必须拿出“战场价值”，那就是俄军必须要有伤亡、装备被摧毁、战线僵持，证明这笔援助是有用的。
如果乌克兰接受撤军、进入停火谈判，前线大规模战斗降温，乌军不再持续制造俄军损失，援助的合理性就会快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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