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书店和几位年轻人聊天，他们问我：“你们书店缴社保吗？”

我有点紧张。我们当然……缴社保有些困难。我自己是不缴，但是也尽量给店员缴，如果她们需要的话。

“千万不要缴。”他们的回答让我惊讶。我留意了一下，他们都是刚毕业没多久，干过一段时间工作，现在在“待业”期。

如果让他们按照成都的社保缴费基数来缴的话，他们作为“灵活就业人士”参保，每人每月要缴1800多元，这无异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四川的缴费基数好像是四千多，其实有相当多的人工资都达不到这个数。但是，像书店这样的小机构，如果算上社保支出，花在每个人身上的费用也远远超过这个数了。

前几天我看到前媒体人魏春亮和熊志，都在自己的公号上发文章，宣布停止缴纳社保。“停止”，说明他们之前一直在缴纳。他们在文章中表达了相似的意思，离开机构媒体，成为“自由撰稿人”或者“自媒体”创作者，大家要自己挣钱，前些年勉强能够缴纳，到今年就难以为继了。

记住，他们不是不愿意缴纳，是实在力不从心了。停缴社保，意味着此前的缴纳可能是无效的，这让个人损失巨大。但是，他们仍然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当然，这种计算，并不是算将来每个人能拿多少，是否“划算”，而是无论如何，每年都会多缴纳一些，自己的收入无法支撑。

这是媒体行业在发生的故事：整个行业不景气，进入真正的衰落期，有些人不得不离开行业，成为“灵活就业”人士。

自己缴纳社保的时候，意味着内心深处还把自己纳入到某种“结构”之中，想着等退休了有保障。如今选择“断供”，其实也等于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放弃保障，选择更冒险也更无奈的未来。

2005年我毕业加入媒体行业的时候，整个行业欣欣向荣。人们预期自己收入会增加，“五险一金”被视为理所当然。那时候媒体也会监督劳动合同不规范的行业，推动“带薪休假”“企业年金”等等时髦的理念，我记得报社领导说过：我们自己主张的，报社也应该去实现。

这种“希望感”，其实意味着作为人与人连接的“社会”在成长，你不会感到自己是孤单的，而是处在一种“结构”中。这给人安全感，反过来又会促进创新。身边选择“断缴”的人愈来越多，就意味着某种结构性的瓦解。人们必须依靠自己和家庭，做出养老安排。

所以，尽管我自己从2019年辞职开始就没再缴纳社保，却从来没有主张大家不缴社保。如果“孤零零的个体”大量增加，整个社会的安全系数就会降低。这当然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

几年前，央视就报道，中国“灵活就业人士突破2亿人”，那时候播音员讲出“突破”这两个字的时候，听起来就像是“增长”“发展”一样美妙。现在这个数字又大大增加了，没有谁再会自豪，或者赞美“大家的自由大大增加”了。

昨天看到有关部门出台的“意见”，主张充分考量AI发展造成的工作岗位减少问题，我认为是正确的意见。AI发展当然是“进步”，但是那些被“淘汰”的人，不再是换工作那么简单，而是成为需要考量的社会问题。

记得前两年大家还在讨论外卖平台给骑手缴纳社保的模式。骑手自愿参加，平台适当补贴。那时候很多年轻人还在批评平台吝啬，现在看来，这也许是最合理的模式。骑手和平台，都减轻一些负担，而骑手也拥有一定的选择权。

其实，这种温和的模式在当下反而是值得推广的。如果不同行业的“灵活就业人士”，都有一个自己可以“依靠”的平台，也许能够实现一个惠及面更广，而个体负担也更小的“保障”。

比如，网约车、货运、快递、直播、家政，实际上都可以推广覆盖这个模式，这样灵活就业者再流动，哪怕岗位变了，保障都有托底。那些断缴的自媒体人，他们写稿子为生，创造流量，内容平台是不是也可以给他们补贴社保？

现在，更多人选择了更“激进”的方案，直接断缴，很多人反而羡慕那些骑手了。

在这种情况下，再看“社保找人”，就有点沉重的感觉。

听起来，“社保找人”好像是关心，找到那些没有缴纳社保的人——然后呢？不管是个体还是小机构，都没有能力缴纳社保的时候，你“找到”人，也无计可施。

这些天开始看到一些魔幻的乐鱼平台-乐鱼（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某地为90多岁的老太太现场办好“社保资格”，如果她补多少钱，再过多少个月就可以领了；另一段视频则显示，现场工作人员在切割猪肉，办社保，开通社保账户，可以现场赠送几两肉。

了解中国社会的朋友会知道，一旦发生这样的魔幻场景，会意味什么。很多朋友联想到做核酸，这并不算遥远。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能理解来到书店的年轻人。他们“拒斥”社保的时候，又是在拒斥什么？

我听到的是清脆的断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