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年间，北京都察院里，云南籍御史钱沣递上一道奏折，主张会试不再按地域分配名额，直接以文章和成绩决定录取。这个建议看似干脆，实际上触碰了清代科举最敏感的一根弦：人才公平，究竟是只看个人成绩，还是还要顾及各地之间的平衡？
钱沣敢于直言，在乾隆朝以刚正著称。他的出发点并不难理解，读书人寒窗苦读，凭什么因为籍贯不同，就面对不一样的录取机会？然而乾隆看到奏折后反应强烈，不但没有采纳，反而严厉斥责钱沣，并说念他是云南人，姑且宽免；若是江浙籍，恐怕不会如此轻易放过。
皇帝为何如此在意？
答案藏在一张张会试榜单里。
明代中后期，朝廷已经逐渐意识到，单纯按照全国考生的统一名次录取，容易造成南方士子大批占据榜单。清朝沿袭并调整了这一办法，在会试取士时兼顾地域，形成分省取士以及南北中额等安排。各省名额并非完全相同，但总体原则很清楚：不能让某几个省份把天下仕进之路全部占住。
江南士子强，早已不是清代才出现的现象。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密集，书院、私塾和藏书条件较好。一个普通读书人身边，往往就有塾师、书坊和参加过科举的前辈。家族只要有些积蓄，便可能连续数代供子弟读书。这样的环境，绝不是偏远地区一两名才子所能抵消的。
江苏、浙江尤其突出。以清代科举的统计资料看，从顺治朝到光绪朝废除科举，进士总数约有两万六千余人，江苏、浙江两省合计超过五千七百人。状元、榜眼、探花、会元等高名次，也反复出现江浙士子的身影。
一些统计显示，清代江苏状元约四十九人，浙江约二十人；探花一项，江苏约四十二人，浙江约二十七人；会元方面，江苏、浙江同样名列前茅。不同史料的统计口径略有差异，但江浙在高等科名中的优势，基本没有争议。
这意味着什么？
若会试只看全国统一成绩，江浙士子凭借更大的生源规模和更成熟的教育体系，很可能长期占据大多数名额。其他地区并非没有人才，而是很难在同一套竞争规则下，抵挡江南密集的读书人口。
当时甚至有一种颇具争议的现象：有些江浙考生为了增加中榜机会，设法改换籍贯，或者寄籍于名额相对宽松的地区。朝廷对此多有限制，正说明地域名额并不是纸面上的安排，而是直接关系到士子的仕途。
分省取士并不等于照顾庸才。
会试之前，考生已经通过乡试，成为举人。能够进入会试，本身就说明其学业达到相当程度。朝廷在合格者之间保留地域比例，更多是为了防止教育资源差距带来的滚雪球效应。江浙多取一些，偏远地区也必须有基本席位，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均衡，而不是简单替某地降低标准。
有意思的是，科举地域分布后来又影响了官场格局。清代文官中的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总督巡抚，江浙籍官员数量都较为突出。大学士中，江苏、浙江出身者合计占有相当比例。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于敏中来自江苏金坛，董诰是浙江杭州人，潘世恩和彭蕴章则是江苏苏州人。
这些名字放在一起，便能看出朝廷的顾虑。科举是官僚来源，官僚又会形成师生、同乡和姻亲网络。若某一地域长期垄断高层职位，朝廷担心的就不再只是榜单是否公平，而是决策机构会不会出现地域失衡。
乾隆对钱沣的反驳，核心也在这里。他并不是认为江浙士子没有真才实学，恰恰相反，正因为江浙人才太多、太集中，才不能把所有名额都交给单一地区。皇帝需要的不是一张只按分数排列的榜单，还要考虑全国官员来源和地方士绅力量的分布。
钱沣若当时替自己辩解，或许会说：“文章好坏，总该有个公断。”
乾隆大概会回答：“朝廷取士，不能只看一科一榜。”
这场争论没有改变分省取士的基本格局。对江浙读书人而言，名额限制确实增加了竞争难度；对其他省份而言，则保留了进入朝廷的通道。有人因此觉得江浙落榜者的水准可能高于别省中榜者，这种说法虽有夸张，却折射出当时各地教育条件的不平衡。
科举表面考的是经义、策论和文章，背后却牵连人口、财富、教育与官场结构。乾隆没有接受钱沣“只论成绩”的主张，原因并不神秘：在一个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明显的帝国里，所谓绝对公平，往往会把资源优势最大的地方再次推向更高处。分省取士，正是清廷在才学竞争与政治平衡之间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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