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28日,北京,开国少将段苏权走完了七十八年的人生。追悼会现场,前来凭吊的人发现,这位曾经身着军装、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遗体上却是一身便装。
这件事很快引起了议论。有人把目光投向了九十一岁的陈琮英。她是任弼时的夫人,也是经历过土地革命、长征和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对段苏权早年的遭遇十分清楚。
大厅里很安静。陈琮英缓缓说道:“长征时,大家以为他已经牺牲,还为他开过追悼会。谁能想到,他拖着打碎的脚,靠乞讨又回到了部队。他这一辈子,受过不少委屈。”
这句话并非单指授衔一事,而是指段苏权一生几次沉浮。很多时候,他承担了任务,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解释;立下战功时少有人提,出现问题时却往往由他承担主要责任。
1916年,段苏权出生于湖南茶陵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期,他读过私塾和小学。十岁左右,家乡的社会动荡使他接触到农民运动。1930年,他加入共青团,开始从事革命工作。
年纪虽小,段苏权办事却很有条理。他先后担任茶陵县团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和县委书记。1932年参加红军后,因为有文化、善于宣传和组织,很快被调往湘赣军区政治部工作。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934年那次特殊任务。当时,红二、红六军团准备转移,为了迷惑敌军,部队决定组建黔东独立师,制造主力仍在当地活动的假象。
这支部队人数不多,武器也十分缺乏,却要面对敌军的大规模搜剿。王光泽负责军事指挥,十八岁的段苏权担任政治委员。这个任命看似年轻得惊人,背后却是组织对他判断力和执行能力的信任。
独立师在梵净山一带展开活动,故意把行动声势做大,吸引敌军注意,为红二、红六军团转移争取时间。敌人很快调集兵力围攻,只有八百余人的队伍陷入苦战。
突围时,段苏权的脚踝被子弹击穿,无法随部队行动。王光泽只得安排当地群众将他藏起来养伤。后来,王光泽率部突围失败,壮烈牺牲,黔东独立师也遭到严重损失。
段苏权养伤期间,得到木匠李木富夫妇的收留。伤势稍有好转后,他无法找到组织,只能化装成乞丐,一路辗转回到茶陵。那不是主动离队,而是在敌情严密、交通阻断和重伤未愈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求生办法。
他在家乡隐蔽了三年。1937年,听说太原有共产党办事处,段苏权立即动身寻找组织。让他意外的是,接见他的正是昔日领导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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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见到他,既惊讶又高兴:“段苏权,你还活着!”在长征途中,组织曾经得到他牺牲的消息,并为他举行过追悼。一个被认定已经牺牲的人重新出现,这种震动可想而知。
任弼时没有因为那段失联经历简单否定他,而是安排他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段苏权先后从事政治宣传和地方领导工作,担任平北地委书记、平北军分区政委,在抗日战争中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履历和威信。
抗战胜利后,他参与收复张家口,并担任热河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期间,他还参加过谈判工作。1948年初,段苏权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开始直接指挥大兵团作战。
辽沈战役中,第八纵队承担了攻打锦州东城等重要任务,部队付出很大代价,也取得了突破城防的战果。但战斗中阵地一度失守、机场攻击迟缓等问题,也成为战后总结的重要内容。
段苏权作为纵队司令员,必须承担指挥责任。问题在于,战场上的具体失误并不完全由他直接造成,可在当时的指挥体系下,主官很难把责任分割开来。功劳没有被充分强调,过失却被反复提及,这让他的处境变得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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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后,第八纵队改编为第四十五军,段苏权没有继续担任军长,而是转到东北军区担任作战处处长。职务变化本身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结论,但对一名刚刚经历大战的纵队司令员而言,心理落差自然不小。
抗美援朝期间,段苏权任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一次战斗后,他发现上报数据存在问题,便向彭德怀反映。调查随后引起重视,也使有关方面作出检讨。段苏权坚持报告实情,却因此得罪了一些人。
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而且属于暂授。有人认为,他早年负伤后离开部队三年,造成了历史审查上的疑问。那段经历明明是因重伤和敌情所致,却始终没有完全从他的政治履历中消失。
所以,葬礼上那身便装,未必只是个人安排,也可能包含着他对一生遭遇的复杂心情。陈琮英没有替他评判功过,只说了一句:“他这辈子,受过不少委屈。”这句话,恰好点中了段苏权晚年最难以释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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