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陆火 秦仲海

出品｜塔子山评说

本号数月前披露了一起发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的“问题”醉驾案件。一审被认定有罪的被告人贾军祥，随后经由包头中院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6月18日，土右旗法院对贾军祥危险驾驶案重新进行了开庭审理。

01 “证据完备”实则问题多多

该案表面上系一宗“证据完备”的典型危险驾驶案件：被告人贾军祥酒后无证驾驶摩托车被当场查获，呼气检测结果高达212mg/100ml，血液鉴定报告则显示为221.86mg/100ml，达到入罪标准。

然而，在土右旗法院第一次一审庭审中，案件核心证据却出现重大裂缝——鉴定人当庭依据检测参数计算出的血液酒精含量仅约50mg/100ml，与书面鉴定结论相差近四倍。这一关键矛盾，使原本看似稳固的证据体系出现动摇。

围绕该鉴定结果，辩护方进一步提出多重质疑：血样提取、封存及送检过程缺乏完整记录，关键签名存在缺失或疑似补签；血样保存条件缺乏客观佐证；鉴定机构未提供原始检测数据及气相色谱图，且可能使用不符合规范的“历史校准曲线”。这些问题叠加之下，所谓“核心证据”已不具备应有的可靠性。

尽管存在上述明显争议，一审法院仍认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于2025年12月22日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贾军祥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贾军祥随后上诉至包头中院。此案因鉴定数据严重分歧与程序争议，成为一起备受关注的醉驾证据审查样本。2026年4月3日，包头中院作出二审裁定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此，包头中院撤销了土右旗法院的一审判决，将其发回重审。

这意味着，案件走向再度充满不确定性。贾军祥的命运，仍悬于对核心证据的重新审查之中。

02 现场执法程序不规范情形贯穿始终

2026年6月18日，土右旗法院对贾军祥案重新开庭审理。庭审中，辩方周雷律师认为，无论是现场执法程序，还是后续血样采集、封存、储存、送检等环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规范情形。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负责鉴定的技术人员未能向法庭提交完整的鉴定过程工作记录、原始操作记录以及同步视频资料。

面对辩护人的质疑，鉴定人员仅表示可以依据现有材料对鉴定过程进行口头描述和推演，但无法提供能够客观还原鉴定全过程的原始记录。

辩护人认为，即便按照公诉机关主张适用的2013年《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进行审查，本案证据链条亦存在明显瑕疵；而如果按照主审法官提及的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进行审查，则案涉关键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均难以得到有效证明。

“在缺乏合法、合规基础证据的情况下，本案已经不具备认定被告人有罪所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辩护人表示。与一审阶段围绕鉴定数据计算错误展开的争论不同，此次重审法庭辩论的核心，集中于两份醉驾司法规范性文件的效力问题。

公诉机关认为，本案应适用2013年由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在公诉人看来，案件发生时该意见处于有效状态，因此应据此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和可采性。

辩护人则提出相反意见。其认为，无论从实体还是程序角度分析，本案均应贯彻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以及“有利于被告人”的法律适用原则，并适用2023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新《醉驾意见》。

辩护人指出，“从旧兼从轻”原则并非仅适用于定罪量刑问题。在醉驾案件中，酒精含量鉴定是决定罪与非罪的基础性证据，其证明标准与实体认定密不可分，因此证据规则并非完全脱离实体法而独立存在。

更重要的是，对于刑事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两高早有明确规定。辩护人援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1〕5号）第三条认为：行为发生时已有旧司法解释，原则上适用旧解释；但只要新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为有利，则应适用新的司法解释，而不区分其属于实体内容还是程序内容。

据此，辩方认为，即使将2023年《醉驾意见》理解为程序性司法解释，只要其对被告人权利保护更充分、对证据要求更严格，就属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规则，应当优先适用。

辩护人周雷进一步指出，即便退一步按照纯粹程序法理论分析，《刑事诉讼法》历来遵循“程序从新”原则。对于尚未终结的诉讼程序，应直接适用审判时已经生效的新程序规则。因此，无论从“从旧兼从轻”还是“程序从新”的角度出发，本案均存在适用2023年《醉驾意见》的充分法律依据。

“按照2023年实施的两高两部醉驾意见司法解释，进行证据审查判断，包括酒精检测理化报告鉴定这些证据均不符合醉驾意见的证据标准，其中很多属于非法取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判决贾军祥无罪。”

03 大量新材料入卷

除法律适用问题外，庭审中有关证据形成过程的争议同样激烈。案发时关于醉驾检测全过程的录音录像资料并不完整，相关文书中还存在当事人和执法人员签字缺失的情况；参与采血的医务人员资质亦存在争议；而鉴定数据的计算过程此前曾多次出现调整和修正。

更令辩方不解的是，在案件发回重审后，大量此前未曾出现的材料开始陆续进入案卷。据悉，本次庭审前，办案人员携带厚厚一摞补充侦查材料出庭，并表示此前缺失的部分材料均已补充完善。

“你说缺什么，我都给你拿过来了。”辩护人转述对方在庭审中的说法称。对此，辩方认为，如果相关材料原本就存在，为何在一审、二审以及法院、检察院调取证据期间始终未能提交？如果相关材料系后续补充形成，其真实性和形成时间又应如何审查？

“这些材料究竟是案发时形成，还是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补充形成，外界很难判断。”

目前，该案尚未宣判。围绕醉驾案件中血液鉴定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这场持续多年的争议仍在继续。对于已经被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而言，重审能否真正回应程序合法性与证据可靠性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