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2日，新德里。在《经济时报》世界领袖论坛的炉边对谈上，印度外长苏杰生谈起中国，用了一句很快被截取传播的话：“我们必须和全世界做生意，这也包括中国。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自信地与他们打交道。”

这句“自信地打交道”，到了标题里被进一步演绎成“不从中国手里搞到钱，印度凭什么跟中国斗”。可把讲话全文摊开，苏杰生没有一个字提到“要钱”。他谈的是做生意，是补课。

同一场讲话里，他还主动承认了一件在印度国内相当罕见的事：中国的工业化“速度更快、规模更大、起步更早”，而印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错失了近半个世纪”发展制造业和工业能力的机会。他说，印度现在要做的，是“弥补过去的不足和错误”。

他也没有回避现实摩擦。有印度商人反映赴华商务签证获批困难，苏杰生当场回应：新德里已经向中方提出这一问题。据《经济时报》8月上旬的报道，过去数月，部分印度电子与汽车制造企业的对华商务签证申请获批率只有20%到40%。

讲话的落点是这样一句话：“一个更强大、更自力更生、工业化程度更高、制造业更发达的印度，才能够真正与中国、也与世界其他主要大国竞争。”“更”字叠在一起，听着提气，前提却诚实——这些条件，目前都还在建设中。

这位当过驻华大使、以“对华强硬”人设著称的外长，为什么在自家讲坛上公开承认差距？“自信”二字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外交辞令之外，印度工业化的真实账本长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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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最硬的一个数字。印度政府智库NITI Aayog的一份报告显示，印度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从1995年的约1.5%升至2023年的3.2%；同期，中国从约5%升至近32%。三十年过去，中国的份额约为印度的十倍。

按世界银行统一口径的国民账户数据，2025年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13.5%，中国约为24.7%。印度本国统计略有不同：其统计和计划实施部数据下，制造业占GVA比重约14%到17%区间。无论哪套口径，结论都一样——份额长期横盘。

“印度制造”2014年启动时，官方目标是把制造业占比提高到25%。十年过去，这个数字在原地踏步。2025至2026财年预算推出“国家制造业使命”，把25%的目标重新设定在2035年。

一种常见的反证是：印度制造业并非没有亮点。电子产业是过去十年全球扩张最快的制造业之一，印度电子产品产值从2014至2015财年的约1.9万亿卢比增至2024至2025财年的约11.3万亿卢比，增长约六倍。印度媒体据此发问：这难道不是工业化？

产值在涨，份额却不动，问题就出在这里。快速扩张的主要是组装环节，高价值零部件大多装在集装箱里从中国运进印度工厂。世界银行口径下13.5%对24.7%的差距，衡量的不是“能不能把手机装出来”，而是“有多少制造活动真的发生在本国土地上”。

份额这道题答完，下一道题自然浮现：印度这些年不是没搞产业政策，声势最大的PLI计划，到底干成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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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是“印度制造”最拿得出手的样板。据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2026年2月提交议会的书面答复，印度手机产值从2014至2015财年的约0.18万亿卢比增至2024至2025财年的约5.5万亿卢比，增长约28倍；手机出口从约150亿卢比增至约2万亿卢比，增长约127倍。2014年印度手机进口依赖度约78%，如今整机进口占比已降至0.02%，印度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国。2025年第二季度，印度对美智能手机出口量一度超过中国。

这背后是2020年4月启动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中央政府拿出约1.97万亿卢比（约260亿美元）总盘子，覆盖14个行业，按企业增量销售额发放补贴。据印度议会2026年8月公布的数据，截至2026年3月31日，PLI已带动实际投资超过2.4万亿卢比，创造直接和间接就业逾141.5万个。

但账本的另一面同样清楚。据印度政府披露口径整理，截至2025年12月，14个行业累计兑现的激励金约2875亿卢比，仅占总盘子的约15%。补贴发不出去，主因是大量企业达不到承诺的投资与产值门槛。

分行业看，冷热极不均。IT硬件PLI（笔记本电脑、服务器等）截至2025年2月仅完成投资目标的约20%、产量目标的约3%；先进化学电池计划承诺50吉瓦产能，截至2025年10月仅一家企业投产约1.4吉瓦；太阳能组件产能号称超百吉瓦，上游多晶硅、硅片环节仍只有个位数吉瓦。原料药板块则实现反转，从2021至2022财年约193亿卢比的净进口逆差，转为2024至2025财年约228亿卢比的净出口顺差。

最硬的结构约束藏在行业数据里：印度行业机构与政策评估普遍指出，印度电子制造业所用有源电子元件约八到九成仍依赖进口，本地配套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环节。手机PLI的成功逻辑——瞄准出口、先做组装、对进口零部件免关税——等于承认了一件事：组装可以快速放大规模和就业，但组装本身长不出供应链。

印度本土学者在《印度快报》的评论中算了一笔参照账：中国过去三十年每年拿出约占GDP百分之1.7到2的资源支持工业。补贴可以按财年拨付，供应链和能力的复利，只能按年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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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间轴拉长看，“印度制造”这十二年走得并不线性：口号、补贴、限制、松动交替出现。

图源：作者整理，据官方公告与公开报道编制（示意）

“印度修不了路、征不到地、解雇不了工人”，是关于印度制造业最古老的一组刻板印象。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LPI）提供了一个可检验的坐标：印度排名从2014年的第54位、2018年的第44位，升至2023年的第38位（139个经济体），综合得分3.4；中国同期列第26位，得分3.6。印度官方提出2030年跻身前25的目标。

差距确实在缩小，但没有消失。分项里，印度基础设施评分约3.2到3.3，中国约3.8；维沙卡帕特南港集装箱平均滞留时间曾从2015年的32.4天降至2019年的5.3天，可这类样板尚未在全国普及。

土地与劳工同样处于“改了一半”的状态。四部劳工法典2019至2020年间已获议会通过，但多数邦的配套执行细则仍在落地中；工业用地的连片征用仍主要靠各邦逐案谈判。卡内基印度中心等机构的评估认为，老问题不再是“完全无解”，而是“改善不均衡”。

比这些单项成本更基础的变量，是投资强度。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约占GDP的40.5%，印度约34%；印度央行口径下2023至2024财年国内投资率为31.4%。差距看似只有几个百分点，但复利以十年为单位计息——连续三十年高出六到八个百分点，意味着港口、电网、标准厂房和产线设备的存量完全不在同一量级。

研发的差距更悬殊：印度研发支出约占GDP的0.64%，中国约2.2%，韩国约4.9%。制造业升级越往上游走——半导体、电池材料、精密设备——越吃研发存量，这不是组装规模可以替代的。

当然，印度手里也有真牌：全球规模最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以Aadhaar和统一支付接口为代表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以及仍在流入的长期资本。据印度官方口径汇编，2024至2025财年制造业领域外商直接投资约190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8%。软件和服务能解决就业与外汇，却替代不了工厂里的工艺诀窍。

投资率、研发、物流——这些枯燥的百分比，才是苏杰生口中“错失半个世纪”的具体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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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标题里的“钱”。印度商工部商业司统计显示，2025至2026财年，中印货物贸易总额1511亿美元，其中印度自华进口1316.3亿美元，对华出口194.7亿美元，逆差1121.6亿美元——三项数字均创历史新高，中国时隔四年重新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

结构比规模更说明问题。印度对华出口的主力是铁矿石、轻石脑油、对二甲苯、虾、蓖麻油等初级产品；自华进口的主力则是机械设备、电子元件、集成电路、锂电池和化肥原料。印度商工部在双边经贸说明中直言，印度主要出口的是“以原材料为基础的大宗商品”，而中国输印的是机械、电子与通信设备。

印度行业机构的估计勾勒出依赖的深度：制药业约七成活性药物成分（原料药）依赖中国供应；电子与电信设备进口中约六成来自中国；光伏产业链的电池片等上游环节八成以上靠中国采购。这些不是可有可无的消费品，而是喂给印度工厂的“工业粮食”。

那么资本层面呢？印度商工部援引中国商务部口径：2015年以来中国对印累计直接投资约25亿美元；印度DPIIT口径下，印度对华累计投资（2000年4月至2025年12月）约25.1亿美元。对照印度累计逾万亿美元的FDI流入存量，中国资本占比约为0.3%。“印度靠中国的钱撑着”这个说法，在账面上找不到依据。

资本闸门确实存在。2020年4月，印度以防范疫情期间机会性收购为名修订外资规则（Press Note 3），规定与印度共享陆地边界国家的投资一律须经政府审批，此后两百余款中国应用被禁，中资项目审批近乎冻结。2026年3月10日，印度内阁批准修订：陆地邻国投资者持股不超过10%的非控股投资可走自动通道，政府审批设定60天时限——但中国企业直接控股投资，仍需逐项批准。

于是出现了一个结构性悖论：印度与中国竞争所需要的工具——设备、产线、零部件——主要购自中国；它为减少逆差开出的药方之一，却是放行更多中国资本来印建厂。长期从事中印投资法律服务的学者桑托什·派一语道破：“印度想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和对华逆差，作为交换，它愿意允许中国投资。”

图源：作者整理，数据来源印度商工部商业司

贸易依赖的另一面，是正在印度土地上运转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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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25日，就在苏杰生论坛讲话三天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北京与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二十五次会晤。新华社报道，双方就推进划界谈判、边境管控、机制建设和跨境合作深入沟通；多瓦尔表示，印中关系“重回正轨”，印方愿拓展互惠合作。

合作与竞争，从同一届政府里同时说出来，并不矛盾。苏杰生在论坛上把当今世界概括为竞争、冲突与“咽喉点”并存，给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开出的药方是去风险、多元化、纠正市场扭曲、保留安全边际——他称之为四个“D”，原话是“即时生产的时代结束了，以防万一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套话术里没有“脱钩”，通篇讲的是降低脆弱性。

这恰好点破了工业化的复利逻辑。世界银行口径下13.5%对24.7%的制造业份额差距，不是某一年政策失误造成的，而是几十年投资率、研发强度、供应链密度和物流效率逐年计息的结果。供应链最深的护城河，是一家家零部件厂、一代代工程师、一年年良率爬坡攒出来的——中国用了约三十年，中间还踩过无数次坑。

印度的机会也真实存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产能外迁，全球企业推行“中国加一”，印度的人口结构、数字基础设施和英语劳动力，都是稀缺组合。手机PLI已经证明，只要政策对准出口、放开投入品、回应企业诉求，印度有能力在一个行业里做到全球第二。问题只有一个：这样的样板，能不能从手机复制到电池、半导体、医药原料和精密机械。

苏杰生把任务定义为“弥补失去的时间，纠正过去的错误”。这句话比“自信”诚实得多。自信不是在论坛上演说出来的，是在工厂里一枚枚元器件、一条条产线、一年年良率爬坡中攒出来的。

1121亿美元逆差是每天都要交的考卷，25亿美元投资存量是资本的注脚。印度凭什么跟中国斗？答案不在标题里，也不在一句“自信地打交道”里——它写在未来十年的投资率、研发投入和供应链配套率上。那是一场只能按年计息、没有捷径的十年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