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北京南河沿，刘复之走进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楼。那时的他刚由公安部长转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办公桌上堆着的，不只是案件材料，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怎样让法律真正成为保护人民的力量。

在一些同事印象里，刘复之不怒自威，讲话简洁，处理问题却很细。他曾说，自己脸上也有“春夏秋冬”，只是人们受传统戏曲影响，一提到执法者，便习惯联想到威严肃穆的形象。

这种威严并非凭空而来。刘复之1917年出生于广东梅县，1937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锄奸部工作，后来又在野战政治部锄奸部、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任职。

锄奸保卫，是他从事时间较长的一项工作。与案卷、审讯和保卫工作相伴多年，使他很早便明白，社会秩序一旦失守，普通百姓最先承受后果。因此，执法不能只讲态度，更要讲证据、程序和实际效果。

新中国成立后，刘复之长期在公安、司法系统工作，曾参与处理多起影响较大的案件。他既有办案经验，也擅长起草材料，被同事称为公安系统里的“秀才”。这种经历，后来成为他处理复杂政法问题的重要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量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刘复之重新回到北京。那段时期，不少干部心有余悸，工作起来顾虑重重。刘复之却从邓小平身上看到了另一种态度：历经波折，仍然坚持原则，仍然把国家和人民的事情放在前面。

此后，他被安排到文化部负责清理整顿工作。面对积存多年的问题，他没有绕着走，而是依据实际情况处理，既纠正偏差，也避免简单化。正是这种作风，让他再次受到重视。

1983年，社会治安形势出现明显变化，恶性刑事案件增多，部分地区公共秩序混乱，群众安全感受到冲击。4月，中央决定将时任司法部部长的刘复之调任公安部长。对一个熟悉司法工作的干部而言，这次调动意味着要直接面对更加复杂、更加紧迫的治安局面。

7月16日，公安部党组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有关报告，提出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等问题。报告用语较为稳妥，既提出打击犯罪，也强调区别对待。材料本身没有错，但在邓小平看来，面对犯罪活动上升的现实，仅仅四平八稳还不够。

7月19日上午，刘复之到邓小平住处汇报工作。彭真也在场。邓小平拿着那份报告，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他认为，对杀人、抢劫以及恶性团伙犯罪，不能因为担心出错就迟迟不下决心。

刘复之认真听取意见。邓小平又强调，打击犯罪不是无原则地扩大范围，不能该抓的不抓，也不能不该抓的乱抓；但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处理。他把这概括为“加强专政力量”，并指出，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安全，本身就是人道主义。

这次谈话，改变了公安工作的力度和节奏。邓小平提出，几年内要组织几次集中打击，在重点城市和重点地区形成震慑，同时发动群众、加强基层治安和教育预防。它不是无边界的群众性冲击，而是有明确对象、有法律依据的集中行动。

从7月下旬开始，公安部加紧部署。8月2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召开；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有关决定，为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提供了法律依据。

自1983年9月至1986年，这场集中打击分阶段展开。刘复之后来多次表示，相关成果并非个人功劳，决策来自中央，执行依靠全国公安政法干警，自己只是其中一员。这种说法看似平淡，却符合他的办事风格：少谈个人，多谈制度和责任。

1988年，刘复之转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社会经济活动日益活跃，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也呈上升趋势。他没有把检察工作停留在审查案件上，而是到地方调查，了解基层办案中机构、人员和经费的实际困难。

当年5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设立经济犯罪举报中心。刘复之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收集线索、推动监督，随后推动有关经验向全国推广。广东省检察机关筹建反贪污贿赂专门机构时，他也给予支持，促成了全国首个反贪污贿赂局在广东成立。

1988年秋，他向中央提出，应把查办贪污贿赂案件作为检察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重要任务。次年7月，他又建议尽快制定专门法律。198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有关限期投案自首的通告，反腐败工作进一步进入有组织、有制度推进的阶段。

刘复之晚年家中悬挂着几把宝剑。有人问起缘由，他只是淡淡地说：“宝剑防身，也能避邪。”随后又补了一句：“那是正义之剑。”这句话不长，却与他数十年从事公安、检察工作的经历紧紧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