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里有一百多位“将军同学”，偏偏夹着一个上校。

沈醉到北京战犯管理所后，很快注意到这个人。别人喊他，不喊军衔，也不喊名字，只叫一声“小木匠”。

这个人叫章微寒，原国防部保密局浙江站站长。奇怪就奇怪在这里：站长的担子不小，肩上的军衔却只有上校。

更扎眼的是，他不是战场上被俘进来的。

他投诚过。

一九四八年，杭州的风向已经变了。章微寒原先只是浙江站副站长，正站长毛万里，是毛人凤的胞弟。

毛万里兼着浙赣铁路警务处处长，手里握着铁路，也握着退路。他把浙江站站长的位置让给章微寒，自己仍能调动车厢、人员和关系。

章微寒接了站长名分，却没有接到真正的安全。

解放军向东南推进时，章微寒判断杭州难守，想把浙江站迁出去。毛万里安慰他，时局一变，专用车厢随时可以挂上开往南昌的火车，来接他和站里内勤、电台一起走。

章微寒信了。

他在杭州等。

火车没有来。

杭州解放了。

这一等，把他等成了留在城里的保密局浙江站站长。

杭州军管会公安部门号召留下来的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自首报到。章微寒起先不敢亲自去，先叫一个部下试探。

部下回来，事情不像他想的那样。

自首报到后可以回家，还被允许等待安排工作。章微寒这才去了公安部门，交代了一些情况。

他得到的是投诚人员的待遇。

这本来是他人生里最关键的一次转身。

可他转了一半。

章微寒回到杭州后，开始寻找原浙江站人员和过去在军统系统里工作的人，劝一部分人去自首登记。这是他投诚后该做的事。

另一部分人却不愿留下。

他们要回台湾。

这些人找到章微寒，求老上司帮忙。章微寒没有把他们交出去，也没有坚决断开旧关系，而是尽力掩护他们离开杭州。

这一步，才是真正的祸根。

大多数人没有跑掉，沿途被军警民兵查出，押了回来。有人供出，他们能动身，是章微寒包庇。

公安部门没有马上揭穿他，只是提醒他，今后要忠于新工作，不能再徇私情，做不利于人民的事。

章微寒听见了。

但他没有真正警惕。

逃到台湾的只有少数人，可少数人已经够了。他们到了台湾后，被多方盘查，讲出了同一个细节：章微寒念旧情，帮过他们。

台湾方面立刻盯上了这个名字。

在他们眼里，章微寒不是已经投诚的人，而是一个可以重新利用的旧关系。那句判断很快传开：他是“身在杭州，心在台湾”。

于是，一批又一批旧识被派回大陆，目标都是杭州，都是章微寒。

有的人刚登岸就被民兵抓住，有的人混进大陆不久也被捕。他们交代的去向，又一次指向章微寒。

章微寒身边的网，越收越紧。

最后，有两个人混进杭州找到了他。章微寒劝他们赶快回去，说自己处境危险，也无意再替军统冒险。

可对方是奉命而来，不会因几句话掉头。

其中一人被捕，供出了同章微寒的关系。另一个漏网者又来找章微寒，要求暂避。

公安人员到章家搜查时，把这个人抓住了。

这一下，章微寒说不清了。

他已经投诚，却包庇逃台人员；他没有继续组织具体行动，却不检举来找他的潜伏人员；他想和旧圈子讲情义，可旧圈子把他当作可以再用的一颗棋子。

章微寒就这样被送进了战犯管理所。

沈醉后来听他讲起这些事，才明白这个“上校”为什么能同杜聿明、王耀武、黄维那些将军关在一起。

一层原因是保密局系统的特殊性。军统、保密局特务的级别，管理上往往抬高一级看待。章微寒虽是上校，却当过浙江省站站长，实际位置已不是普通校官。

另一层原因更要命。

他投诚后犯的不是小糊涂，而是敌我界限没有划清。对旧部讲情，对潜伏人员不报告，这些事放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杭州，不可能轻轻揭过。

所以，章微寒进功德林，不是因为投诚没有用。

恰恰相反，正因为他投诚过，后来又没有具体发动新的反共活动，才没有被更严厉处理，而是被集中到北京接受改造。

这也是沈醉觉得哭笑不得的地方。

一个原保密局省站站长，躲过了战场，躲过了逃亡，却栽在“念旧情”三个字上。

到了功德林，章微寒反倒像换了一个人。

管理所组织劳动，他和王泽浚商量着成立木工组，修床铺，修桌椅。北京木匠常用锛子，那东西像锄头一样往下刨木，一不小心就能伤脚。

沈醉看得心惊，章微寒却学得认真。

有一天，他让沈醉试试。沈醉连忙摇头，笑着说不敢“章门弄锛”。

从此，“小木匠”这个外号更坐实了。

一九七五年三月，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章微寒也在名单之中，身份写得清楚：国防部保密局浙江站站长。

他后来回到杭州，还当上浙江省政协委员。

当年那个只差一步就能离开杭州的人，最后没有靠火车南逃，也没有靠旧部脱身，而是在战犯管理所的木工活里，一下一下学会把手里的锛子握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