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谈到许多民国人物，语气大多平静，唯独提到冯玉祥，明显变得尖锐起来。他说：“冯很残忍，他杀人，我这人向来不做这种事。”
这句话听着像私人恩怨，背后却牵扯着奉系最危险的一次内部分裂，也牵扯到北洋政局中最难维系的东西：承诺。
张学良还评价冯玉祥“专门说假话”，认为他“差不多没有真话”。在张学良看来，冯玉祥的问题不只是反复，更在于他让合作对象始终猜不透自己的真实打算。一个人若失去信任，即使手里有兵，也很难长期维持联盟。
有意思的是，冯玉祥早年并非奉系的直接对手。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山海关一线激战，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控制北京，迫使吴佩孚退却。奉系由此取得优势，张作霖得以进入北京，冯玉祥客观上帮了奉系一个大忙。
但政治上的“帮忙”，往往不是白帮。冯玉祥希望借此扩大自己的地盘，张作霖则把他视作可以利用、也必须提防的力量。双方暂时站在一起，并不意味着彼此真正信任。
真正让张学良记恨冯玉祥的，是1925年的郭松龄反奉事件。
郭松龄是张学良在东北讲武堂时期的老师，也是奉军中颇有威望的将领。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把大批精锐交给郭松龄指挥，张学良对这位老师更是十分倚重。谁也没有想到，1925年11月，郭松龄会在滦州起兵，公开反对张作霖。
郭松龄的部队装备精良，行动迅速，一度直逼奉天。对张氏父子而言，这不是普通的部下叛乱，而是奉系核心力量的倒戈。张学良既震惊，又难以接受。
当时，郭松龄并非毫无准备。他与冯玉祥方面取得联系，双方通过家属往来沟通，并形成合作安排。大致设想是：郭松龄出兵关外，冯玉祥给予配合；一旦局势成功，郭松龄控制东北，冯玉祥则在关内获得相应利益。
问题出在，合作很快发生了变化。
郭松龄担心单独进军力量不足，便争取直隶一带的李景林加入。李景林原属奉系，掌握直隶部分地区。按照原有约定，郭松龄希望李景林继续控制当地，以便形成呼应。
可是，冯玉祥随后却向李景林发动进攻，试图把直隶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李景林感到受到威胁，转而退出郭松龄一方。1925年11月28日，他查封郭军在天津的冬装，并与张宗昌联合抵抗冯玉祥。
这一变化影响极大。郭松龄原本希望得到关内支援，结果后方先乱，奉系也因此获得喘息时间。吉林、黑龙江方向的援军得以回援，郭松龄的进攻逐渐失去锐势，最终兵败被杀。
张学良后来看到相关密约，更认定冯玉祥在郭松龄反奉一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即便郭松龄自身也有政治判断和利益冲突，张学良仍很难把这场失败单纯看作师生反目。在他心里，冯玉祥先是推动合作，随后又改变策略，直接破坏了郭松龄的外部条件。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张学良曾有过类似疑问。答案或许并不复杂：冯玉祥想要的，从来不只是帮助郭松龄，而是借局势扩大自己的地盘。
此后，冯玉祥又成为奉系在关内的重要对手。1927年北伐形势展开后，冯玉祥率部出潼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向直鲁联军方向进攻。阎锡山原本与张作霖保持合作，但见北方局面迅速变化，也转向国民政府一方。
北洋军的力量因此被逐步拆开。张作霖虽然仍掌握数量可观的军队，却同时面对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多方压力。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随后撤回东北。6月4日，他乘坐专列经过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安置的炸药炸伤，后因伤势过重去世。
张学良接掌东北后，奉系与南京方面的关系发生变化。1928年12月，他宣布东北易帜，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但这并不代表他与冯玉祥之间的旧怨消失。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交战。张学良起初保持观望，并没有立即参战。那时，各方都明白，东北军的态度可能改变战局。
蒋介石多次派人争取张学良，阎锡山方面也曾进行游说。冯玉祥却始终没有真正放下身段与张学良沟通。对张学良而言，这已经不只是一次选择，更是多年积累后的政治判断。
后来，张学良通电支持蒋介石，并率东北军入关。冯玉祥、阎锡山的军事体系随即迅速瓦解。张学良没有选择冯玉祥，并非临时起意，而是郭松龄事件、关内争斗以及长期互不信任共同造成的结果。冯玉祥失去的，正是张学良最看重的那份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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