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瑞典央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E·霍尔（Robert E. Hall）与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他们“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微观基础”的贡献。

霍尔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Robert and Carole McNeil讲席高级研究员、经济学系荣休教授。伍德福德是哥伦比亚大学John Bates Clark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现代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两位学者均长期被视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伍德福德此前已获得科睿唯安2026年度引文桂冠奖。

今年的奖金为1200万瑞典克朗，较去年增加100万瑞典克朗。两位获奖者将平分该奖金。

罗伯特·E·霍尔：劳动市场摩擦与宏观波动的微观解构者

罗伯特·E·霍尔1943年8月13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自1978年起任职于斯坦福大学。他的研究兴趣涵盖宏观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

霍尔被同行描述为经济学界的“文艺复兴式人物”（Renaissance man），在多个领域均有开创性贡献。他的学术贡献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消费理论的理性预期检验。 霍尔在197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将理性预期假说引入消费行为分析，提出如果消费者是前瞻性的且理性预期，消费应当遵循鞅过程——即消费的变化不可预测。这一发现既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提供了重要支撑，也引发了后续关于消费可预测性的持续争论。

劳动市场的搜寻匹配理论。 霍尔对劳动市场摩擦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工资刚性的“议价集”（bargaining set）理论。他指出，在存在搜寻摩擦的劳动市场中，任何落在议价集范围内的工资都与企业与工人之间私人有效的雇佣关系相一致，这为理解为何工资在衰退期间不显著下降提供了微观基础。他的研究表明，失业源于求职者与雇主之间的匹配摩擦，匹配效率（matching efficiency）——即求职者与空缺岗位匹配过程的生产率——是理解劳动市场波动的关键。

风险溢价冲击与经济衰退。 霍尔与合作者发展了一种由风险溢价冲击驱动的经济周期均衡理论，表明风险冲击可以在数量上产生现实中的衰退特征——就业、消费和投资的收缩。

霍尔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并于2011年被美国经济学会授予“杰出会士”（Distinguished Fellow）称号。他的研究不仅限于学术领域，还深刻影响了美国政策制定——他构建的理论基础为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以及近年来的消费税提案提供了学术支撑。

迈克尔·伍德福德：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理论建筑师

迈克尔·伍德福德1955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耶鲁法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现任哥伦比亚大学John Bates Clark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是当代货币政策理论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伍德福德的代表作《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于200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广泛认为是重新定义了现代央行分析范式的经典著作。该书有意识地复兴了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的理论传统，将货币政策分析的中心从货币供应量转向利率。

伍德福德的核心学术贡献包括：

新凯恩斯主义DSGE框架。 伍德福德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个体效用最大化、跨期替代——与理性预期和凯恩斯主义的名义刚性严密结合起来，构建了现代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框架。这一框架已成为全球央行进行政策分析和预测的标准工具。他系统论证了规则化货币政策相对于相机抉择的优越性，证明央行承诺遵守政策规则可以更好地锚定通胀预期。

前瞻性指引理论。 伍德福德推动央行利用“前瞻性指引”（forward guidance）管理公众预期和通胀动态，论证了央行的政策沟通本身可以直接引导市场预期、稳定宏观经济。在零利率下限环境下，他提出了“政策承诺”理论，证明央行通过承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低利率，可以在名义利率无法进一步下调的情况下继续提供货币宽松。

“无货币的货币政策”。 伍德福德提出了“monetary policy without money”的概念，将货币政策分析与维克塞尔的“纯信用经济”概念相联系，论证了在电子支付时代，央行通过利率而非货币供应量来实施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伍德福德曾获得德意志银行奖（2007年）和欧文·普莱恩·内默斯经济学奖（2024年），并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NBER研究员。他的研究对全球多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通胀目标制的理论基础和零利率环境下的政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