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代周报

“只是帮朋友一个忙，最后自己背上几十万债务。”近期，多名消费者向时代周报记者反映，出于帮朋友忙的初衷，被诱骗以自身征信办理贷款，资金转手交由他人使用，最终债务落到自己头上，陷入催收骚扰、诉讼维权的困境。

北京33岁的张扬告诉时代周报记者，2024年9月，前同事兼朋友称要贷10万元，需他“出面”，并强调不是担保、不是让他贷款。张扬随朋友来到北京东三环一家金融服务外包公司，用了两三个小时办完手续。

张扬原以为只是10万元，后来统计发现，自己名下共贷7笔，合计49.6万元，最长5年。朋友告诉他，中介服务费交了将近10万元，实际使用不到40万元。前两三个月，朋友按时转钱还贷，之后停止，仅零星还过1000元、几千元。如今，张扬每月要还2万多元。

2025年8月，他到中介公司附近报警，警方认为属民事贷款纠纷，建议去法院起诉。律师则表示，中介合同缺失，起诉中介意义有限，只能起诉朋友。今年8月，他已起诉朋友，但朋友名下已无可执行资产。

这不是孤例。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发现，近日，一种名为“AB贷”的灰色产业链仍在熟人圈层中隐蔽运转：征信不良的A通过中介找到信用良好的B，以B的名义贷款供A使用，中介抽取15%-20%的高额费用。一旦A断供，B独自背债。中介抽走高额佣金后注销跑路，用款人失联，法院执行找不到人，受害者被夹在缝隙中独自背债。

而由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制定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已于9月30日起正式实施，这场针对助贷行业获客入口的监管风暴，能否斩断AB贷灰产的生存链条？

从“帮忙”到“背债”：“AB贷”收割熟人

据张扬介绍，该公司名称为业永安（北京）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天眼查显示，该公司已于2026年7月22日注销。

9月22日，时代周报记者线下走访该公司发现，大门已紧闭。据门卫透露，该公司已于两个月前搬走。张扬表示，目前已报警，但警方认为这是借贷纠纷，建议走法院诉讼程序。

业永安（北京）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时代周报记者摄

陈同的遭遇更隐蔽。40多岁的他在北京打工，月收入不过五六千元。共事近20年的老同事以“征信过不了、需要走一下账”为由，带他到北京朝阳门SOHO一家中介公司，办理50万元贷款。

前半年同事按时还款，半年后同事失联。陈同这才发现，不少同事都被同样手法骗了，合计金额约150万元-160万元，最多的一个人背了80万元。“银行说我是担保，警方说是民事纠纷，法院说起诉找不到人，中介说不关他事。”陈同陷入维权死循环。他的50万元贷款已还了十多万元，剩余40多万元逾期，每月硬撑着还100元-300元。

重庆36岁的李琳则是少有的成功维权者。今年7月，一位亲戚以公司周转为由，请她帮忙做“紧急联系人”。中介以“系统识别谈话有误”为由，称贷款无法获批，继而提出“共同主贷人”方案。最终，李琳以本人名义办理了两笔贷款，合计54.1万元，其中10万元被中介扣下当“服务费”。

当晚，李琳在银行工作的朋友的提醒下如梦初醒。次日一早，她独自前往中介公司协商退款，当着负责人的面拨打110，态度强硬。经过三个多小时僵持，中介当天退还10万元中介费，亲戚随后退还41万元，李琳自己又凑了3万元将贷款还清。但征信上留下了两笔贷款记录。

据李琳透露，该涉事中介公司为重庆某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9月28日，时代周报记者根据李琳提供的联系方式致电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公司目前不办理任何贷款业务，办理业务要等半年以后。”

而站在链条另一端的A，同样可能被套路。2024年6月，40岁北京市民金贝因生意亏损急需资金，在几家银行APP提交贷款申请后，接到自称“银行网点”的电话，却被带到北京朝阳门一处“签约中心”。中介称其征信有近2万元逾期，要求他找征信好的朋友。金贝找到发小帮忙，发小警觉拒绝。

但金贝的这笔贷款仍“办成”了。中介找来个人资金方，当天转来80万元，以服务费等名义收回12万元，实得68万元。两个月后，金贝才发现自己的房产已被抵押给个人。“中介当时说只是做估值，不是抵押。”金贝报警后，警方表示属于民事合同纠纷。后来他起诉，请律师花费约10万元。如今，80万元本金已还清，但加上服务费、利息、律师费等损失近30万元。

时代周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一家国有大行银行客服咨询，客服明确回应：手机银行申请“中银e贷”由系统自动审批，“随心智贷”由申请时选定的贷款行网点跟进，正常流程并无中介介入；个人征信应以人行征信中心或银行网点打印为准，中介无权修改。客服提醒，凡涉及修改征信、先交费再放款均存在风险。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话术套路、高抽成、注销跑路

北京助贷从业者雷浩向时代周报记者揭示了AB贷的标准化操作流程。

“先让A把B约来，再看B资质。若B能贷，就称A做不了，转而用B名义操作。”雷浩表示，有些机构会说明贷款由B来贷，让B签知情同意书、录视频，说明钱是B借给A，以后与中介无关；但一些机构则不让B知道。

高额抽成是核心驱动力。据雷浩透露，AB贷中介抽成普遍15%-20%，甚至更高。实际操作中，机构会通过诱导B签字、录制知情视频，在形式上制造“B自愿贷款”的证据链，让受害者在维权时陷入举证困境。

“助贷行业跑路的不少，出事、客户退费、老板卷款后，就注销换马甲跑路。”雷浩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今年6月北京曾严打贷款公司，AB贷、高息、包装资料都在排查范围，“现在哪还敢做，但套路并未消失，只是更隐蔽。”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称，AB贷在银行收紧、监管严打后仍能存活，根源在于，“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缺口从未被真正填补，违法成本与非法收益的比值长期失衡”。更深层的是刑事定性模糊——合同诈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中介收费形式上对应了服务行为，多数案件最终以民事纠纷处理。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AB贷中介的惯用策略。田利辉指出，公司注销成本极低，换壳即可重来。简易注销门槛过低，注册资本百万元的公司收取数百万元服务费后申请注销，整个过程可能只需数周，而受害人要追究原股东责任须证明其滥用法人独立地位，举证难度极大。

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中介优先选择注销、换壳，本质就是利用有限责任做风险隔离，赚完中介费之后，把旧公司注销，主体消失，受害人想要追责，连起诉对象都找不到。

值得注意的是，9月30日起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直击助贷行业获客入口。按照办法要求，除金融机构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外，其他组织或个人均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秒到账”“低门槛”等诱导性用语被明令禁止。

王蓬博指出，头部机构有成熟合规体系可快速适配规则，但大量中小助贷、第三方中介原有盈利模式高度依赖灰色营销，整改意愿不足，“借话术翻新掩盖AB贷、高额服务费这类实质违规业务”的风险仍然存在。

执行难、追责难：“AB贷”受害者的维权困局

“AB贷并不是天然属于民事借贷纠纷。”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宇昊律师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实践中之所以有部分AB贷案件较难进入刑事程序，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类案件往往披着正常借贷的外衣。需要进一步证明的是：在贷款办理之初，A和中介是否共同设计欺骗方案，以及B是不是在对贷款性质、金额、用途等核心事实存在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作出了贷款意思表示。如果能够形成比较完整的证据链，就可能推动案件从一般债务纠纷向刑事犯罪方向审查。

孙宇昊律师建议，受害人采取“先止损、再取证、同步处理”的思路。第一步是立即梳理自己名下全部贷款，避免因继续借新还旧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第二步是固定证据，包括与A、中介之间的聊天记录、录音、转账记录、贷款操作记录，以及能够证明“B并不知道自己实际是在贷款”的材料。如果已发现多人遭遇同样套路，应相互固定证言。

针对中介注销跑路后的维权问题，田利辉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维权应五步并行：证据固定是前提；刑事报案应携完整材料以合同诈骗罪正式提交，要求出具受案回执；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银行贷前审查和资金流向监测失职；同步提出征信异议；可起诉银行，主张银行未尽审慎义务，要求减轻或免除还款责任。

王蓬博补充，公司注销失联后，受害人可向市场监管部门调取注销档案，起诉追加股东、清算责任人。但整套流程时间长、取证难度大，普通个人维权成本很高。

如何根治“AB贷”顽疾？田利辉建议三个层面补强：建立金融中介统一备案和存续监管制度，备案信息与市场监管注册信息实时对接；推动AB贷刑事定性明确化，将中介以欺骗手段诱导B以本人名义贷款并收取高额服务费的行为明确纳入合同诈骗罪规制范围；建立消费者权益兜底机制，探索由银行和助贷中介共同出资的行业保障基金。

值得关注的是，公安部与金融监管总局于2026年4月部署新一轮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非法存贷款中介、非法网贷平台和助贷机构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2025年首轮打击已立案1500余起，打掉团伙200余个，涉案金额累计近300亿元。

“从2025年互联网助贷新规落地，到2026年综合融资成本明示制度出台、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发布、支付通道切断，再到线下贷款中介的全面排查——监管正在完成从线上到线下、从持牌机构到无资质中介的全链条闭环。”王蓬博说。

但对张扬、陈同们来说，麻烦至今没有解决。张扬至今不敢查征信、不敢告诉家人，原本准备结婚的钱被套住，婚约搁置。陈同每年都去派出所问问情况。当刑事立案被挡在“民事纠纷”门外、民事执行又因A无财产和中介注销跑路而无果，受害人只能自行背债。如何厘清中介、银行与借款人的责任边界，仍是待解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