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夏天，东交民巷的御河水位见底，砖砌驳岸高耸，持械士兵在土路上巡逻，远处西式使馆建筑带着拱廊静立——这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平静。

1900年，东交民巷御河河道水位见底、淤浅，两岸是高耸的砖砌驳岸。右侧土路上有持械士兵巡逻，左侧远处可见带拱廊的西式使馆建筑与成排树木，近处还有人力车与简易棚屋。

御河（玉河）自元代通惠河延伸，纵贯东交民巷，曾架有北、中、南三座御河桥。1900年8月14日，英军印度兵正是从御河南端的正阳门东水关（后改“水关门”）攻入东交民巷解围。战后《辛丑条约》划定“使馆界”（国中之国），南御河桥被拆改为暗沟（六国饭店停车场），河道逐渐消失，后统称正义路。

1900年7月，义和团运动期间使馆被围攻的“停火间隙”，牧师 Charles A. Killie 镜头下的北京英国公使馆内，临时工事“科克本堡垒”前，六位参与防御的传教士（史称“战斗牧师”）合影。

照片中的六位传教士，是当时自愿参与使馆区防御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并非职业军人，但在围城期间放下圣经、拿起武器，协助士兵防守工事、传递情报、救护伤员，因此被称为“战斗牧师”（Fighting Parsons）。这张照片拍摄于1900年7月停火间隙——当时清廷与八国联军时有和谈，战事“打打停停”，他们才得以在堡垒前留下这张合影。

1900年，东交民巷德国公使馆，这座西式砖砌建筑已面目全非。墙面密布弹孔，玻璃尽碎，百叶窗残破半垂，藤蔓攀附于断壁。

1900年，英国公使馆一等秘书 Henry Cockburn 住所（培训译员处）。围攻期间，其拱廊被砖块与沙袋严密封死，形成密集射击孔与掩体；屋顶站立通讯兵，地面散落断木与手推车，几名中外人士徘徊于战损废墟间。

基利家族文件（RG226）所载：“这座房子不断遭到火力攻击，除了实心炮弹和弹片，可能还被数千发步枪子弹击中。”

1900年，紧邻使馆区的肃亲王府（善耆旧邸）成攻守焦点。日意军队据守、数千基督徒避难，最终焚毁为断壁残垣。照片中王府已经是断壁残垣、瓦砾遍地，孤零零的残墙与焦黑的树干交织，见证着这座曾富丽堂皇的肃亲王府（肃忠亲王善耆旧邸）在1900年庚子之围中化为焦土。

日本摄影师山本瓚七郎（山本赞七郎）战后在《华北事变图绘》（1901）中定格此景，标题“此地曾发生火灾”，轻描淡写却满目疮痍。1901年《辛丑条约》后，王府旧址被日本、意大利使馆及兵营强占，善耆被迫迁居，清廷以“崇文门正监督”肥缺补偿。

1900年，英国公使馆（东交民巷）内的餐厅。木质护墙板与雕花天花板透着古典庄重，华丽的吊灯悬于长餐桌之上；左侧墙面高悬着一幅巨幅油画——由乔治·海特爵士所绘的维多利亚女王加冕装肖像，居高临下注视着这片空间。

1900年，东交民巷被围55天，俄国公使馆高墙下，新掘的土坟立着五座东正教三横十字架，埋葬美海军陆战队与俄士兵。Killie牧师镜头，记录围城最冰冷的代价。

1900年6-8月，义和团与清军围攻东交民巷55天，俄、美、英、日等使馆区凭工事死守，巷战激烈。俄国公使馆（及北馆）处于火力焦点，美陆战队亦参与防守。最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解围，引发《辛丑条约》的奇耻大辱，东交民巷彻底沦为“国中之国”。

1899年，北京西什库教堂（北堂）的影像。高耸的哥特式双塔与两侧对称的中式黄琉璃瓦碑亭与飞檐配楼，这种“一西一中、一高一矮”的搭配，是晚清列强势力与清廷皇权微妙共存的建筑隐喻。

1899年，它还是北京教区的主堂，庄严静谧；但次年（1900年6月15日至8月16日），这里将遭遇义和团（端王载漪率清军参与）长达两个月的惨烈围攻，地雷炸坑、火攻不绝，最终由八国联军解围。

西什库教堂（北堂）原为蚕池口教堂，1886年因中南海扩建迁至西什库，1888年落成，长期为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座堂。1900年庚子事变中，它与东交民巷使馆区（上轮Killie镜头下的水井、翰林院）并列为两大“围攻焦点”。义和团与清军采用火攻、地道、地雷等战术，教堂凭借坚固结构与樊国梁主教调来的水兵死守，最终未被攻破，直至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这场围困，既是“扶清灭洋”的极端爆发，也是列强后续《辛丑条约》勒索的重要筹码。

1900年，庚子国变，北京使馆区被围攻，翰林院因毗邻英国公使馆，在英馆扩建中被纳入，围攻期间遭战火严重焚毁，照片就是翰林院部分受损建筑与花园，一名持枪男孩伫立其间。照片由美国长老会牧师Charles A. Killie拍摄。

1900年，庚子国变期间，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英国公使馆，长排传统瓦房外墙被密集的木桩与斜撑强行加固，形成临时防御工事；瓦砾遍地，一口水井，左侧似有简易掩体。照片由美国长老会牧师查尔斯·A·基利（Charles A. Killie）拍摄，其于围城期间躲藏使馆区内，留下了50张“北京围城”影像。

此照原注为“使馆区被围攻期间的加固外墙与水井”，标牌“1905年3月14日”多为底片归档或后期标注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