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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珮铷、裴谕新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责编：钱岳

注：本文为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的2026年第3期专刊Gender dynamics within and beyond families in East Asia的论文之一。专刊详情，请参见：//journals.sagepub.com/toc/chsa/12/3

写在前面

近年来，只要企业家的女儿走到台前，接班往往很快就会成为公众讨论的关键词。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去世后，宗馥莉的接班受到高度关注。事实上，她并不是在父亲去世后突然进入企业，宗庆后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女儿宗馥莉接班。2004年留学归国后，22岁的她便进入娃哈哈体系，后来独立执掌宏胜饮料，并逐渐参与品牌、供应链和企业管理，有媒体将这一路径概括为“创业式传承”。这类报道背后其实隐含着一种判断，作为创始人的女儿，拥有家庭资源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但在我们对东莞创二代女性的研究中，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反复出现。这里所说的创二代女性，是指出生于企业家家庭，目前已经进入家族企业参与经营管理，或者利用家庭资源开展独立创业的第二代女性。她们并不缺少资源，却仍然需要持续证明自己的能力与资格。因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当女性已经拥有相当丰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时，这些资本能否顺利转化为继承资格、领导权威和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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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家里有资源，仍不等于自然成为接班人？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迅速从农业地区发展为重要的制造业城市。与此同时，宗族、亲缘关系和地方社会网络仍然深刻影响着家庭生活和企业经营。随着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一代逐渐进入退休和交接阶段，越来越多家庭开始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即企业和家庭财富如何传给下一代？

一方面，现代企业越来越强调能力、效率和专业管理。另一方面，在东莞家庭内部，谁更适合成为继承人，并不完全按照这些标准来判断。在东莞这样宗族文化仍具有较强影响的地方，儿子往往更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潜在继承者，女儿则更常被安排在协助、支持或相对边缘的位置。即使女性接受过良好教育，并长期参与企业经营，也未必会被默认为未来的核心继承人。于是，阶层优势与性别期待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错位。女性即使出生在资源丰富的家庭，仍然可能在继承资格、领导权威和家庭角色上受到性别规范的影响。我们把这种处境称为性别化资本脆弱性（gendered-capital vuln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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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别化资本脆弱性如何推动“体面性工程”？

要理解这个概念，需要先回到一个基本的社会学问题。布迪厄曾区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简单来说，一个人拥有的财富、教育背景和社会关系，都可能成为帮助其获得机会与地位的资源。但资本并不是性别中性的。它如何获得，能否被识别为有价值的资源，以及能否进一步转换为地位、权力和认可，都受到既有社会秩序的塑造。一些符合主导性别规范的女性气质，例如端庄、得体、照料他人等，在特定情境中可以被积累为一种“性别化资本”，为女性带来一定的道德信誉和有条件的社会认可。但与学历等较为制度化的文化资本相比，这类资本的价值并不稳定，其在不同社会场域之间的转换能力也更容易受到限制。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性别化资本脆弱性”。这里的“脆弱”，并不是指女性缺少资源，而是指这些资源在被认可和转换时，更容易受到性别规范的影响。一个女性拥有的财富、学历和人脉，并不一定能够像男性继承人那样，顺畅地转化为接班资格、管理权和他人的信任。性别规范会影响哪些资源被看重，以及这些资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真正属于她自己的权威。我们正是用这一概念来解释，为什么资源丰富的女性仍然需要不断证明自己。

这也帮助我们理解另一个关键词，即“体面”。创二代女性追求体面，是为了回应性别化资本脆弱性带来的困境。这里的体面，并不只是日常所说的有面子。它更接近于在别人眼中，她是不是一个做事得体、值得认可的人。在家庭里，她要被认为是懂事的女儿；在公司里，她要被认为是有能力、值得信任的领导者；进入婚姻和家庭以后，她还要面对社会和家庭对于“好妻子”“好母亲”的期待。因此，体面并不是一次获得以后就永久存在的东西，而是一项需要随着角色和人生阶段不断调整、反复维持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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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十多岁：先成为“好女儿”，才能更容易拿到入场券

这种性别化资本脆弱性并不是始终以相同的方式出现，而是会随着生命历程而变化。对于许多二十多岁的创二代女性而言，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一个“进入”的问题，即如何进入家族企业的核心经营环节，或者借助家庭资源开始自己的事业。

28岁的周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她成长于一个从事健康产品生意的企业家庭。从小，她看到哥哥跟着父亲参加商业饭局和家庭议事，而自己得到的期待却更多是“好好读书，以后嫁得好”。

大学毕业以后，她确实进入了家族企业，但她回忆：“大学毕业以后，我是进了家里的公司，但我的位置一直很模糊。这个部门帮一点，那个部门做一点，却没有真正的权力，也没有参与决策的空间。因为在我爸看来，公司以后应该给我哥哥，他觉得儿子更能‘撑得住’。”

她并没有因此公开挑战哥哥的位置，而是一方面维持一个支持家庭、不过度争夺的女儿形象，另一方面默默学习运营、渠道和客户关系。三年后，她主动提出尝试线上销售，并负责这一业务。做出明显的销售业绩后，父亲才正式把电商部门交给她。

周瑶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性别化资本脆弱性在这一阶段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一阶段的创二代女性而言，能力往往不是唯一的问题；她们首先还要成为让家庭觉得可以放心支持的女儿。因此，孝顺、感恩、不争不抢并不只是私人品德，也可能帮助她们赢得父母的信任，进而获得进入企业、获取创业资金以及调用客户与供应链资源的机会。正是这种来自家庭的信任和认可，为她们打开了进一步获取资源的通道。体面性由此不再只是对既有性别规范的服从，也成为她们争取行动空间、转换资源的一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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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四十岁：怎样从“老板的女儿”变成“真正的老板”？

当创二代女性已经在家庭中获得最初的信任、资源和行动空间后，到了三四十岁，她们经营“体面”的重心开始更多转向企业经营。此时，她们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只是我能不能进入，而是我的权威能不能站得住。她们需要逐渐把父辈和家庭给予的支持，转化为靠自身能力建立起来的管理权威。

我们的研究发现，这种权威建设主要呈现出两种路径。第一种是让自己的能力通过制度、数据和经营结果变得清晰可见。她们强调制度、流程、数据和经营结果，希望让评价标准从“一个年轻女性适不适合当老板”，逐渐变成“谁真正能够把事情做好”。

一位从事人工智能行业的女性创业者就谈到，创业初期，一些年长客户面对年轻女性讲技术时会明显表现出不信任。最开始，她甚至让男性同事更多出面与客户沟通，自己掌握真正的决策权。等项目交付、售后服务和客户关系稳定下来以后，她才逐渐走到台前。她的做法并不是简单迎合传统的性别期待，而是在性别化约束之中灵活行动。她先降低摩擦，再用可见的结果回应质疑，随后重新掌握决策权。

另一类女性则没有刻意淡化自己的女性特质，而是把沟通、共情和关系协调等通常被认为更女性化的能力转化成管理优势。一位经营环保企业的受访者就说：“柔软不等于软弱。”她重视员工感受，也会主动协调团队关系，但遇到原则问题同样非常坚定。她曾因为一名老员工违反安全规定，当场将其辞退。对她来说，关心员工与建立规则并不矛盾。

这两条路径看起来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权威的来源从“她是谁的女儿”，转变为“她能够让组织有效运行”。因此，性别化资本脆弱性并没有随着她们进入商业领域而消失，到了这个阶段的体面性工程从获得家庭认可，逐渐转向建立能够被组织认可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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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生子以后：事业上的成功，为什么还不能“一劳永逸”？

然而，即使女性已经在事业中建立起较为稳定的权威，性别化资本脆弱性也不会因此消失。随着她们进入婚姻和生育阶段，体面性工程反而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频繁。此时，女性需要同时协调创业者、妻子和母亲等多重角色。事业上的成功，并不能自动换来家人对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认可。

对于尚未生育的女性而言，一个突出问题是事业发展节奏与婚育时间表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她们知道婚姻和生育仍然是地方家庭伦理中评价女性人生是否完整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她们也清楚，怀孕和育儿可能恰好发生在事业扩张的关键时期。因此，她们往往需要同时兼顾家庭和事业两方面的期待。在家庭中，她们需要回应亲属对于婚育时间的期待；在事业中，则通过更高强度的工作投入让自己在事业上变得更难被替代，尽可能降低婚育可能造成的职业中断。

成为母亲之后，这种协调变得更加日常化。根据丈夫参与家务和育儿的程度，我们观察到两种较为典型的策略。当丈夫参与较少时，一些女性采取的是“牺牲策略”。她们会在公开场合淡化自己在家中的主导位置，压缩个人时间，并进行更多情绪忍让，以维持婚姻和家庭对外呈现出的和谐与体面。而当丈夫对家务和育儿的参与相对较多时，一些女性更倾向于采取“感恩策略”。一位受访者提到丈夫会给孩子洗澡、哄睡，但家庭中的规划和日常协调仍主要由她负责。她有时也会不满，却又告诉自己：“在东莞，很多男人连孩子澡都不洗。他能做到这些，我已经很感激了。”“感恩”让这段婚姻更容易被理解为一种现代、进步的夫妻关系，却也可能让那些仍然主要由女性承担的隐形劳动变得不那么容易被看见。

这两种看似不同的做法其实指向同一个问题，即使女性已经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性别带来的限制仍会在婚姻和家庭中重新出现。一个女性在公司里被认为是成功的领导者，并不意味着她回到家庭以后，就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妻子和好妈妈。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仍然需要通过额外的照料、协调、情绪管理和关系维护，来维持家人和周围人对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认可。因此，进入婚姻和母职以后，体面性真正成为一项跨越家庭、事业和亲密关系的多重角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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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拥有资本，并不意味着资本总能发挥同样的作用

阶层优势当然重要。良好的教育、家庭财富和社会关系，都为这些创二代女性提供了许多其他女性并不拥有的机会。但我们的研究想进一步说明的是，阶层优势并不会自动消除性别不平等。即使女性已经拥有丰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她仍然可能在不同人生阶段反复面对性别化资本脆弱性的限制。这些资本能否被承认，能否顺利转换，又能否在进入新的社会关系之后继续保持效力？

而所谓体面，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重新定义的。从懂事的女儿，到可信的经营者，再到妻子和母亲，创二代女性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往往仍然需要比别人多做一步，才能把已有的资源转化为属于自己的行动空间。因此，经济赋权并不必然意味着性别不平等的自动消失。性别秩序有时并不是通过直接剥夺女性资源而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影响资源的认可方式、转换条件和使用边界，持续影响女性如何把已有优势转化为真正属于自己的权威。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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