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春，山东曹州一带，曾国藩接过朝廷军令，负责督办山东、河南、直隶三省军务。摆在他面前的，不只是捻军，更是一支名义上归他节制、实际上各有主心骨的庞大军队。

这件事很能说明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关系：他们有师生之谊，也有共同进退的政治需要；可一旦涉及军权、粮饷和部属，情分便要让位于现实。

太平天国兴起后，八旗、绿营接连失利，清廷不得不依靠地方团练。曾国藩在湖南编练湘军，李鸿章则在曾国藩幕府中历练，后来回到安徽招募淮勇，逐渐建立起淮军体系。

两支军队都脱胎于地方团练，却有明显不同。湘军重乡土关系和营官私属，淮军则更善于吸收旧营、使用新式枪炮，且与上海及江南财赋体系联系紧密。共同作战时，这些差别被战场目标暂时遮住；战争结束后，问题便一件件浮出水面。

1864年天京失守，太平天国主力覆灭。曾国藩担心湘军坐大，也不愿给朝廷留下拥兵自重的印象，主动裁撤大批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却因承担江南、山东等地防务而保存下来，军队规模和实际影响迅速上升。

所以，曾国藩北上剿捻时，手里的兵并不全是湘军。东路多由淮军组成，西路才是湘军及其他部队。名义上曾国藩统筹全局，具体调度却常常隔着一层。

淮军将领听李鸿章的安排，已是公开的事实。刘铭传请假休养，往往先向李鸿章报告，再由李鸿章转达曾国藩。曾国藩对此颇为不满，曾带着气话说：“淮军既然只听少荃的，军务也不必来问我了。”

李鸿章没有正面顶撞，只是继续以淮军实际利益为准绳。两人的矛盾，并非简单的私人争吵，而是中央任命与地方军队控制权发生了冲突。

捻军的作战方式又让这种冲突更加突出。太平军曾长期据守城池，湘军可以围城、筑垒、断粮；捻军则依靠骑兵和熟悉地形的优势四处转移。对付这样的敌人，必须迅速协同，可湘淮两军在调兵、筹饷和战区划分上各有盘算。

曾国藩多年征战，身体和精神都已疲惫。1866年，他上奏请求解除剿捻重任，朝廷改派李鸿章主持相关军务。这个变化意味着，淮军不再只是湘军体系中的后起力量，而开始成为清廷倚重的主力。

1868年，捻军被清军击败，湘淮军之间的共同目标消失。淮军驻防山东、江苏、湖北等地，湘军系统则继续参与西北战事。看似各守一方，实际上朝廷对两大集团的信任和取舍，仍在不断改变。

1870年，湘军将领刘松山在西北战事中阵亡，湘军声势受到冲击。清廷需要重新安排西北军务时，李鸿章也被考虑在内。李鸿章迟迟未立即赴任，不能只解释为推诿，其中既有军务复杂的原因，也有避免与左宗棠、湘军正面冲突的顾虑。

矛盾很快落到了粮饷上。刘铭传所部奉命西进，却与左宗棠系统在军费、调度方面屡有不合。军队没有饷银，战事便无法持续；地方督抚各护部属，朝廷命令到了前线，也可能被层层折损。

有一次，淮军军需问题激化，双方关系几乎失控。刘铭传部后来转赴台湾防务，才使这场僵局暂时缓和。表面是军费争执，根子仍是两套军队系统不愿接受对方完全支配。

1872年，曾国藩病逝。对湘军而言，这不只是失去一位创建者，更是失去了能在朝廷、地方和军中同时说得上话的核心人物。左宗棠虽有威望，却长期主持西北军务，无法像曾国藩那样维系整个湘军网络。

李鸿章随后担任直隶总督，掌握京畿周边的军政资源，淮军地位进一步上升。师生之间的旧关系仍然存在，但湘淮两军已经从共同作战的伙伴，变成朝廷权力格局中的竞争者。

1870年代后期，海防与塞防之争成为双方观念冲突的集中表现。李鸿章更重视沿海防务和北洋建设，左宗棠则坚持收复新疆关系西北全局。左宗棠曾说：“新疆不固，陕甘难安。”李鸿章一方也认为，海疆有警，京畿便难以安稳。

这场争论不能简单看作谁忠、谁奸。两人都在为清廷寻找自保之道，只是掌握的资源、面对的威胁不同。清廷最终采取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湘军系统因此重新获得政治声望。

然而，声望无法永远抵消制度上的弱点。湘军依靠私人关系维系，淮军也高度依附将领和地域，一旦核心人物年老、病故或失势，军队便容易分裂。中法战争期间，湘淮之间仍有争论，左宗棠年事已高，能够施加的影响逐渐减弱。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与淮军系统承担了主要防务。1895年战争失败，北洋海军覆灭，淮军作为晚清核心军事集团的地位随之坍塌。湘军早已失去统一领袖，影响力也不断衰退。

曾国藩与李鸿章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密兄弟，却也绝不是毫无情义的政客。他们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彼此借力，在剿捻和边防问题上互相牵制。所谓“塑料兄弟情”，说到底，是私人关系、军队利益与朝廷权力混在一起后的复杂结果。

当旧式军队无法适应近代战争，靠乡土、门生和部属维系的湘军、淮军便很难继续掌控局面。甲午战后，新的军事力量开始取代它们，曾经并肩作战的两大集团，也在同一场时代转折中逐渐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