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为徐肖冰先生百年诞辰准备出版的《徐肖冰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不知何故一直没有出版。到了2026年，徐老诞辰110周年之际，这本书终于问世。

徐建林先生将书寄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还为这本书写过一篇稿子，也曾经有过这样一项出版计划。岁月过去，我竟把这两件事都忘了。重新看完稿子，往事又浮到眼前，也想起连《烽火边城》出版都已经十年了。

书实在是很奇妙的东西。它会迟到，也会被人暂时遗忘，却又在某一天突然出现，把旧日的文字、故人的声音和一段历史，一并送回眼前。

十年前，也是徐肖冰先生百年诞辰之时，我的《烽火边城——中共抗战与毛泽东崛起》出版。这本书以徐老在抗战岁月里拍摄的历史照片为线索，用文字将影像串联起来，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历史过程。

《烽火边城》的写作始于2013年。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催得很急，我日日夜夜赶稿，花了半年时间完成。没想到完稿之后，出版日期却一再后延。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以为这本书一定可以出版了，结果仍然未能如愿。直到2016年，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本书是为徐肖冰先生百年诞辰准备的，在这一年出版最为合适。看来，书与人也有一种缘分，随缘就好。

我与徐老、侯波先生相识，是在2003年。那时，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想为两位老人出书，找了几位作者都没有谈成，便希望我去试试。我那年才32岁，觉得自己未必适合书写从抗日战争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只是既然编辑推荐，便去谈谈。

到了马甸桥北边新影厂宿舍徐老、侯老家里，因为没有抱希望，我反而没有什么负担，他们问什么，我便答什么，实话实说。没想到谈了不到半个小时，两位老人便把事情定了下来。我稀里糊涂的，不知道他们怎么就看上了我。后来书出版了，我曾问过徐老。他说，感觉我挺朴实、挺厚道，又是部队的作家，觉得我可以胜任。他们不希望找一个想法太复杂的作者。

徐老对我说，像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政治人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应该忠实地记录，不能想象，不能瞎编，也不要去图解。“你的政治水平能达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水平吗？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怎样想的？”所以，他们当时想找的首先是一个老实人，写作水平多高，反倒没有放在第一位。

接着便是一次次采访，采访回来就写。徐老、侯老的家，我去了几十次。侯老相对沉默寡言，说话谨慎，问什么答什么，自己不主动诉说；徐老比较放得开，天南地北、古往今来，都跟我讲。

从这些讲述中，我感受到两位老人为人的谦逊、宽容，也感受到他们对原则的坚持。有一次，我写徐肖冰初次见到周恩来的一段内容，书稿已经通过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徐老却仍不满意，坚持让我修改。他的顾虑是，那样的表述会让读者觉得他执行周总理的指示不够坚决。我认为读者未必会这样想，但徐老很坚持，最后仍按照他的意见调整了几句话。这件小事让我看到，这位从延安走出来的摄影家，对党有着极深的感情，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第一代领导人的感情更是溢于言表。

徐老、侯老与许多高级领导人交往多年，感情深厚，但他们始终把自己当作普通的党员干部、普通的摄影工作者。他们讲述这些交往时非常平静，只是希望我如实记录历史，没有一点夸耀的意思。他们讲得真实，也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和弱点，有些地方我写作时还想着为尊者讳。通过这些交往，我也感受到他们与领导人之间那种平等的同志关系。

例如，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对徐老、侯老都非常尊敬，赠书题字时称他们“侯波阿姨”“肖冰叔叔”，完全是晚辈对长辈的口气。一次，在徐肖冰摄影展上，李敏和李讷都来参观，我听到李讷对徐老说：“肖冰叔叔，谢谢您，还惦记着主席。”

写作《烽火边城》的过程中，我多年研究徐老在抗战时期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渐渐感到，这些作品或许是最能反映敌后抗战全貌的影像记录之一。1937年，徐老在大西北拍摄抗战纪录片；后来他去了延安，投身八路军，用镜头记录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领导抗战的历史。在延安摄影团，他成为记录百团大战三大阶段重要战斗场景的战地摄影师。朱德骑战马、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等著名作品，都出自徐肖冰之手。

他拍摄了许多战斗场面，坚持在战场最前线工作。战士们一再告诫他“危险”“你不要命了”，他依然奋不顾身，曾被炸弹震晕。可以说，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拍下了百团大战的历史。

有一张三八六旅十六团张义周烈士的照片，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张义周排长在1940年9月解放榆社县城的攻坚战中牺牲，徐老拍下的是他牺牲后倒卧在地的场景，头部流出的鲜血浸湿了头发。照片背面，徐老手写了一行字：“三八六旅16团排长张义周烈士。”短短一行字，留下了一位英勇牺牲的抗日英雄、革命烈士的名字。

这些照片永远会告诉后人：历史不仅是用笔墨书写的，也是无数像张义周排长这样的民族英雄、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徐老镜头中的，不只是领导人的音容笑貌，也不只是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还有一个个具体的人，以及他们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付出的牺牲。

徐老曾对我说：“我是在镜头后面观察历史的人。”

正因为他始终勤奋地站在镜头后面，认真观察历史，忠实记录历史，恢宏的时代画卷也成为这位革命摄影家一生工作的壮阔背景。

如今重读旧稿，《烽火边城》已经出版十年，这部纪念文集也在迟到十年之后终于到来。书有书的命运，照片有照片的生命。纸张可能迟到，记忆可能淡忘，但镜头中那些人物、战斗与牺牲不会因此消失。徐老留在影像里的历史，仍在提醒后来者：曾经有人以生命记录时代，也有人以生命造就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