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2月，蒋介石抵达台湾后，国民党政权已经失去大陆大部分地区。此时的他并没有立即把失败归结为军政系统的全面崩塌，而是反复检讨外部压力与党内矛盾。在晚年日记和相关谈话中，斯大林、马歇尔、李宗仁，常被他视为改变局势的关键人物。
不过，所谓“没有这三人，便不会败走台湾”，更像是蒋介石对失败原因的一种归纳，而不是一份完整的历史判决。三个人确实分别从国际关系、美国政策和国民党内部权力三个方向影响了局势，却很难单独承担国民党失败的全部责任。
斯大林与蒋介石的关系，起初并非敌对。1920年代，苏联希望在中国寻找能够合作的政治力量，而当时国民党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影响都超过中国共产党。1926年北伐开始后，苏联通过顾问、武器等方式给予国民党一定帮助，蒋介石也因此获得了部分军事支持。
有意思的是，这种合作从一开始就带着现实算计。苏联关心东北铁路、港口和远东安全，国民党则希望借助外力扩充军队、完成统一。双方目标并不完全一致。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苏联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蒋介石也把苏联视为潜在威胁。
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曾援助中国抗战，但蒋介石更重视与美国、英国建立联系。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讨论战后亚洲问题；随后举行的德黑兰会议则由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参加。斯大林没有出席开罗会议，既有对日作战安排等外交原因，也有他与蒋介石关系冷淡的因素。
到了国共内战时期，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等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蒋介石把解放军在东北取得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苏联因素，却忽略了国民党军队指挥混乱、后勤困难以及民众支持下降等问题。在他的判断里，斯大林是外部力量中最值得责怪的人。
马歇尔带来的压力，则直接落在国民党是否继续扩大内战这个问题上。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抵达中国，次日便同蒋介石会面。蒋介石原本期待美国进一步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马歇尔却把停止冲突、整编军队、推动政治协商放在突出位置。
马歇尔明白，中国内战一旦全面扩大，美国很难继续以援助方式解决问题。他推动国共双方成立三人军事小组，试图监督停战与军队整编，也曾促成1946年初的停战安排。蒋介石表面接受，内心却始终把消灭共产党视为首要目标。
1946年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在四平等地取得阶段性进展后，蒋介石希望继续推进，马歇尔则坚持停战。两人的分歧由此公开化。马歇尔后来承认调解失败，于1947年初离开中国。美国对国民党军事援助的限制，也让蒋介石认为马歇尔“断了后路”。
但美国政策变化并非马歇尔个人能够决定。国民党军队自身的腐败、财政失控和战略误判，才是援助减少后迅速暴露的问题。把失败全部推给马歇尔，固然符合蒋介石的心理，却解释不了国民党为何在拥有较多兵力和装备的情况下，仍然连续失守。
李宗仁代表的，是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的派系矛盾。1920年代后期，李宗仁、白崇禧领导的新桂系曾多次同蒋介石争夺中央权力。1929年的蒋桂战争失败后，李宗仁退回广西，但双方的政治不信任并没有消失。
抗战时期，民族危机暂时压住了派系冲突。抗战胜利后，旧矛盾重新浮出水面。李宗仁并不赞成蒋介石无限扩大内战，也不愿意完全接受蒋介石的个人权威。1948年，国民党举行“行宪国大”，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成为蒋介石身边最有分量的政治竞争者。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宗仁试图同中国共产党展开和平谈判，但双方在军队改编、政权安排等关键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渡江战役后，国民党政权迅速南撤，李宗仁于1949年12月前往美国治病，此后再未能重新掌握局势。
蒋介石对李宗仁的不满，不只来自一次下野。更深层的原因，是他认为党内将领应当服从最高领袖，而李宗仁始终保留着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对蒋介石而言，李宗仁的牵制使国民党在危急关头难以形成统一决策。
这三个人，确实分别影响了蒋介石的处境：斯大林改变了外部力量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方向，马歇尔冲击了蒋介石继续内战的计划，李宗仁则暴露了国民党内部的权力裂痕。然而真正决定结局的，是军事指挥、财政治理、政治信誉和社会基础同时出现了问题。
日记里的责骂，往往留下的是个人情绪；战场上的溃败，却由一整套制度和决策共同造成。蒋介石最终退守台湾，并不是某一个人突然推倒了他的政权，而是在长期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后，局势失去了挽回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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