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借助想象的作用，可以使理性判断转化为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因此人们从艺术中所接受的印象往往比从一般著作中所获得的更加深刻和强烈。狄德罗对艺术的这一特点感受至深，并对艺术的教化作用有极高的估计：“倘使一切摹仿性艺术都树立起一个共同目标，倘使有一天它们帮助法律引导我们热爱道德而憎恨罪恶，人们将会得到多大好处!”

狄德罗力图使各种形式的艺术都成为启发心灵、传播理性的工具：“任何一个民族总有些偏见有待摒弃，有些恶习需要谴责，有些可笑的事情有待贬斥，”因而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适合于他们的戏剧来作为“移风易俗的手段”。他在《画论》中也谈到，“使德行显得可爱，恶行显得可憎，荒唐事显得触目，这就是一切手持笔杆、画笔或雕刻刀的正派人的宗旨。”

狄德罗是真善美统一论者。在《拉摩的侄儿》中，他把这三者称作“三位一体的自然王国”。这里的“真”，指的是真理；“善”是指道德；“在真或善之上加上某种罕见的、令人注目的情景，真就变成美了，善也就变成美了”。可见狄德罗把真和善看成艺术的内容，把美看成真和善的表现形式。作品的价值，首先是由真和善决定的，“没有伟大的思想，就创造不出有价值的作品。”“任何雕刻和绘画都应该是一句伟大格言的体现，都应该是对观赏者所上的生动的一课。”但是，教育人，取悦于人，“这一切都要做得毫不牵强。假使别人发现了他的目的，他就算没有达到目的，那时他就不是在对话而是在说教了。”由此可见，狄德罗并不因强调教育的目的而忽视艺术，只是反对“忘掉了自然而苦心经营艺术的手段”。他承认艺术家可以也应该为技术作出若干牺牲，但是“如果损及表情，损及主题效果，那就万万不可。”狄德罗痛恨矫揉造作，提倡质朴、自然，尤其反对从形式美出发制订的种种清规戒律，认为那都是扼杀天才的绞索，常常使作家们“费了很大气力却写不出象样的东西”。

与真，善、美统一论相联系，狄德罗对作家、批评家的自我修养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认为诗人、艺术家作为“人类的教导者，人生痛苦的慰藉者，罪恶的惩罚者，德行的酬谢者”，首先必须把握住真、善、美的理想。“真理和美德是艺术的两个朋友。你想当作家吗？你想当批评家吗？那就请首先做一个有德行的人。”他告诫人们：“不要以为学习为人之道而付出的劳动和光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白费的。”这就如同乐器必须先调好音，才能发出正确的和声。狄德罗赞扬古代的作家和批评家都从潜心自学开始，他们总是在学完各派哲学以后才从事文艺事业。总是把作品留在身边很久，经过长时间地修改润饰后才公之于世。而现在的作家“太急于露脸了”，“我们执笔的时候，可能学识既不丰富，道德方面的修养也不足。”

按照狄德罗的意见，如果缺乏知识，就无从掌握真理；如果道德败坏，趣味也必会堕落。所以一个人必须先刻苦读书，修养德行，经过深入钻研历史、哲学、伦理学、自然科学及艺术等各门学科，最后达到“掌握真、善、美的理想”。这时他才能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有学问的人，有高尚趣味的人，伟大的作家和卓越的批评家。”

然而事实上，仅仅掌握真理和美德是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伟大的作家或艺术家的。这里面还有个艺术才能的问题，只有同时掌握了丰富的艺术表达力，才能实现狄德罗所说的真、善、美的统一。关于这个问题，作者也有不少论述。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是师法自然和向古代学习的问题；二是激情和理智的关系问题。

狄德罗把师法自然视为培养艺术才能的根本途径。他力劝画院的学生离开卢浮宫里那个“贩卖矫揉造作风格的铺子”，到教堂、街道、公园、市场以及乡村小酒店去，细心地观察真实人物的真实动作。他认为真正的着色大师之所以很少出现，其原因在于学生长期依样画葫芦地照抄老师的画作，却不去观察自然。但是狄德罗并不因提倡师法自然而低估学习古代艺术的必要性。他认为如果不注意向古代学习，作品可能显得小器、委琐；......而谁若为了古代而忽视自然，他的作品就可能显得冷淡，缺乏生气，不能表现“只能在自然中看到的隐秘的真相”。

在艺术表达的问题上，狄德罗赋予激情以伟大的意义。虽然他认为艺术应有理性作基础，但“如果没有热情，人们就缺乏真正的思想”，“激情表现得越强烈，剧本的趣味就越浓”，而“没有感情这个因素，任何风格都不能打动人心”。他在《画论》中谈到：“表达要求画家有丰富的想象，炽烈的激情，以及召唤幽灵，使它活跃起来、长大起来的本领。”总之，狄德罗对艺术的要求是：“判断和激情、热情和智慧、如醉如狂和冷静沉着等等的恰到好处的配合。”

从上述论点也可以看出，狄德罗并不完全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而是兼具了相当浓重的浪漫气质。他的理论之所以对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影响，并不是没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