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年秋，江苏徐州水患未退，陈再益携妻海氏乘船南下，原想投奔在松江任职的表亲杨修，却在常州听闻对方已经调往福建。这场意外，让夫妻二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也把他们推入了一桩改变命运的凶案。

当时江北灾情严重，粮价上涨，许多人连返乡的路费都拿不出来。陈再益性情老实，却缺少判断，认定只要找到亲戚，日子便能重新安顿。海氏却看得更远，她劝道：“亲戚既已远调，不如想办法回乡，莫要轻信陌生人的好意。”

话说得不重，意思却很明白。可陈再益不愿承认自己走错了路，只想着尽快离开常州。夫妻俩租住在城中，盘缠一点点耗尽，生活的窘迫，恰好被附近的地痞杨交看在眼里。

杨交排行第二，人称杨二，平日游手好闲，和水路上的豪强林显瑞交往密切。他见海氏相貌端正，便借着“帮忙”的名义频繁出入陈家。送些酒肉，替他们说几句好话，再装出热心仗义的模样，几番下来，陈再益竟把他当成了可以托付的朋友。

有意思的是，最早看穿杨交的，恰恰是处境最艰难的海氏。她留意到杨交每次来访，眼睛总在自己身上打转，所谓的关照也并非毫无企图。她提醒丈夫：“此人帮人太勤，眼神又不正，还是离他远些。”

陈再益没有听进去。为了感谢杨交，他甚至与对方结拜。一个人若只看别人递来的酒肉，却不看对方藏在背后的目的，往往会把危险误认成恩情。杨交见海氏始终不肯亲近，便将自己的念头告诉了林显瑞。

两人在酒席间定下毒计。林显瑞掌管水路押运一类差事，手中有船，有人，也有几分横行乡里的势力。他们打算以免费送陈氏夫妇回乡为诱饵，再找机会支开陈再益，将海氏困在船上。

杨交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陈再益，说林显瑞愿意让他在船上管账，夫妇二人不必花费舟资便能回到故乡。陈再益听后如获救命稻草，海氏却坚决反对：“一个杨交已经不可信，林显瑞又怎会平白无故帮我们？”

她的担忧并非多心，而是生活经验给出的判断。遗憾的是，陈再益只看到了眼前的路费和归期，没看见这份“便宜”背后已经有人布置好了陷阱。

夫妻二人登上林显瑞的船后，林显瑞果然表现得十分殷勤。他安顿好海氏，又以公务为由交给陈再益一件差事，让他带着包袱前往苏州。陈再益感念对方相助，未加核验便动身离船。

丈夫走后，海氏独自留在船舱，始终紧闭门户。杨交和林显瑞请来戏班，又让舟妇在旁劝说，想借热闹场面使她放松戒心。海氏没有踏出舱门半步，任凭别人如何劝诱，也不肯与这些人单独接近。

软的不成，林显瑞便露出凶相。一个月色昏暗的夜晚，他持刀闯入海氏舱中，企图以暴力逼迫她屈服。海氏奋力呼救，邻近船只被惊动，四周一阵嘈杂。林显瑞担心事情败露，只得退出舱房，将门窗反锁。

邻船的人听见动静，却因畏惧林显瑞的凶名，不愿出面追究。片刻之后，江面重新安静下来。也正是在这种沉默中，悲剧走到了最惨烈的一步。

海氏明白，林显瑞不会就此罢手。她无法逃离，也无人援救，最终在舱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等林显瑞再次开门时，看到的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欺凌的弱女子，而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这时，杨交才真正慌了。两人把尸体藏进米堆，准备天亮后驶离码头，再寻找机会沉入江中。林显瑞心中不安，又将此事告诉船工蓝九斤。蓝九斤表面替他筹划，暗中却早已对林显瑞积怨甚深。

蓝九斤没有立即揭穿他们，而是故意提出让杨交去找陈再益，用钱私下了结。这个建议拖住了两人的脚步。第二天清晨，他借口上岸办事，直奔衙门，将船中命案全部告发。

差役随即登船搜查，从米堆中挖出海氏遗体。林显瑞当场被捕，杨交试图逃走，刚跳上码头便被百姓拦住。长期积累的怨恨在这一刻爆发，众人将他打伤，杨交随后因伤毙命。

县衙审理此案时，林显瑞的罪行逐渐明朗。他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与杨交共同设计，利用陈再益的困顿，将其诱离妻子身边。海氏之死虽非他们预先计划，却是这场恶行直接造成的结果。林显瑞最终被判死刑，杨交也没有逃过惩罚。

陈再益回到常州时，妻子已经不在。此前他在前往苏州途中还险些遭遇盗匪，幸得官差经过，才侥幸脱身。可他躲过了路上的凶险，却没能躲过自己轻信他人的后果。面对江水与空船，悔恨已经无法换回海氏的性命。

案结之后，县令将林显瑞的船只变卖，把所得钱财交给陈再益作为补偿。按照当时的礼法与审判习惯，海氏被视为守节抗辱之人，地方上又为她请旌立碑。这一安排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案件本身留下的警示，并不只在于“恶有恶报”。

杨交的贪念，林显瑞的强横，陈再益的轻信，旁观者的沉默，几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才使一个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剧不断恶化。坏人作恶固然可恨，受害者身边无人及时伸手，也同样令人警醒。清代这桩命案之所以被反复讲述，正因为它把人情、贪欲与侥幸如何一步步推向深渊，写得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