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内卷和过度竞争的恶果之一，就是 文科的衰落。文理科的关系，本应是相互补充、相互成就，而非孰高孰低、竞争替代的关系，犹如一棵大树的根与枝。

不仅中国如此，韩国 人文学科衰落更甚。由于大财团与教育体系的深度绑定，大学会根据就业率来调整专业结构，韩国文科生甚至用“文歉”来自嘲，即“生为文科生我很抱歉”。不仅东亚，西方也类似，连以通识教育著称的哈佛，近几年也砍掉了100多门文科课程。埃隆.马斯克、川普的言语和行为，以及被选民支持、遭粉丝追捧，不恰是重理工而轻人文的表现吗？

就个体而言，学文科的价值在于寻找意义，唤醒使命，让自己成为“人”；学理科的价值在于精通专业，探求技艺，让自己成为“才”。而教育的责任，首先教人成为“人”，然后教人成为“才”，弃文科而仅重理科，无异于舍本求末，拔苗助长。

就群体而言，文科还承担着文化符号的保存、思想启蒙、文化传承、民族精神与身份认同等责任。例如复旦大学团队对纳西族东巴文的研究，不仅抢救了濒危文字，更破译出西南少数民族“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哲学，这种语言考古实质是对民族精神底层代码的修复。

我们都懂得，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尤其AI时代，当机器的体力、脑力都超过了人类，如何守好“人心”，培育和发展人的“心力”，促进人的心智成长，变得更为重要。否则，如此教育出来的人来领导AI时代，将不堪设想。

大学文科存在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培育文科专业学位，还应为文理科所有学生提供通识教育（即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课程。布朗大学前校长Howard Swearer （1932-1991）曾说过：“通识教育之目的是为尚不明确的工作做准备（The purpose of a liberal education is “preparation for appointments not yet made）。” AI时代，未来工作变得更VUCA，这反而更需要通识教育为之做准备。难道这不正是教育家应了解的常识吗？百年前钱穆先生已悟得的道理，为何今日“教育家”尚不懂得？亦或在名利权杖的追逐中丢失了？

1949年秋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时，曾写下24条“新亚学规”和“招生简章”，是如今招生简章再难见到的。其中写道：“惟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救近来教育风气，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智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专为智识而求智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于博通的智识上，再就自己材性所近作专门之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 “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钱穆先生（1895-1990） ，无锡人， 生于晚清乱世。只上过初中，自学成才， 终成贯通经史子集的“一代通儒”，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从 乡间教师起步，创办小学，辗转流离，最终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实验其教育理想。

他毕生以“为往圣继绝学”为志业，在史学领域独树一帜，其《国史大纲》打破历史研究的桎梏，提出以“温情与敬意”重审中华文明脉络，成为 中国近现代史学泰斗、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一九四九年秋，钱穆先生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于殖民语境下赓续中华文脉，倡导“学问与人格并重”的育人理念。初创时，无固定校舍，仅租用三间教室，却以“手空空，无一物”的悲壮，将文化传承视为“在废墟中重建精神家园”的事业，后与崇基、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

钱穆先生亲历传统与现代的剧烈碰撞，始终坚守文化本位，以学术著述与教育实践回应时代困局，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晚年栖居台北素书楼，著述不辍，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仍在讲授“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精神，其风骨与智慧至今仍为后学仰望的精神丰碑。

钱穆的教育实践，始终围绕“育人”展开。

在《师友杂忆》中，他回忆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地理考试：因仅答一题却得高分，吕思勉先生以蘸水劈铅笔的“笨拙”方式，在卷后写下密密麻麻的批语，只因钱穆的思考“触动了教师的心灵” 。这种超越标准答案的评判，揭示了教育的本质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对个体心灵的珍视与点燃。

1919年钱穆担任后宅小学校长期间，受杜威教育理念的启发，废止体罚，注重通过观察学生天性，进而引导和发掘潜能。对顽童杨锡麟的改造更显其教育智慧，使其从“问题学生”蜕变为自信的歌者。这一案例与当下教育中盛行的量化考核形成鲜明对比——真正的教育应如春风化雨，从学生的天性中发掘潜能，用"唤醒"而非规训修剪乃至压抑个性。

钱穆笔下的师生情谊，超越了单向的“传道授业”，呈现出双向激发的思想共生。最典型的莫过于《国史大纲》的诞生：学生陈梦家两次深夜劝谏，推动钱穆放弃考证性研究，转而撰写通史以“救世道人心”，最终成就这部传世巨著。这种“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的平等对话，打破了传统尊卑界限，构建起思想共生的学术生态。这就是二十世纪90年代，行为管理大师克里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提出的“双环学习（Double-loop learning）”，最早于1991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题为《教聪明人学会学习》。

“大学不仅是谋职之所，更是学做人之地”，在《新亚遗铎》中，钱穆先生强调大学应培养“终身学习的意志与能力”，应将知识的自由探索置于行政权威之上，同时批判功利化教育，这些都直指现代教育的症结。

自新亚书院创办，四分之三世纪已悄然而逝，翻阅当时书院之《学规》和《招生简章》，感慨良多。如今哪所大学还有如此学规和招生简章？摘录如下，但愿教育勿南辕北辙，杀鸡取卵。

《新亚书院学规》

一、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二、

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三、爱家庭、爱师友、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为求学做人之中心基点。

四、

祛除小我功利计算，打破专为职业、谋资历而进学校之浅薄观念。

五、职业仅为个人，事业则为大众。立志成功事业，不怕没有职业。专心谋求职业，不一定能成事业。

六、

先有伟大的学业，才能有伟大的事业。

七、完成伟大的学业与伟大事业之最高心情，在敬爱自然，敬爱社会，敬爱人类的历史与文化，敬爱对此一切的智识，敬爱传授我一切智识之师友，敬爱我此立志担当继续此诸学业者之自身人格。

八、

要求参加人类历史相传各种大学业、伟大事业之行列，必先具备坚定的志趣与广博的智识。

九、

于博通的智识上，再就自己材性所近作专门之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

十、人类文化之整体，为一切学业事业之广大对象；自己的天才与个性，为一切学业事业之最后根源。

十一、从人类文化的广大对象中，明了你的义务与责任；从自己个性禀赋中，发现你的兴趣与才能。

十二、

理想的通材，必有他自己的专长；只想学得一专长的，必不能备有通识的希望。

十三、

课程学分是死的，分裂的。师长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应该转移自己目光，不要仅注意一门门的课程，应该先注意一个个的师长。

十四、

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传授各门课程的。

十五、每一个理想的人物，其自身即代表一门完整的学问。每一门理想的学问，其内容即形成一理想的人格。

十六、

一个活的完整的人，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智识，但多方面的智识，不能成为一个活的完整的人。你须在寻求智识中来完成你自己的人格，你莫忘失了自己的人格来专为智识而求智识。

十七、你须透过师长，来接触人类文化史上许多伟大的学者；你须透过每一学程，来接触人类文化史上许多伟大的学业与事业。

十八、

你须在寻求伟大的学业与事业中来完成你自己的人格。

十九、

健全的生活应该包括劳作的兴趣与艺术的修养。

二十、你须使日常生活与课业打成一片，内心修养与学业打成一片。

二十一、

在学校里的日常生活，将会创造你将来伟大的事业。在学校时的内心修养，将会完成你将来伟大的人格。

二十二、起居作息的磨炼是事业，喜怒哀乐的反省是学业。

二十三、以磨炼来坚定你的意志，以反省来修养你的性情，你的意志与性情将会决定你将来学业与事业之一切。

二十四、

学校的规则是你们意志的表现，学校的风气是你们性情之流露，学校的全部生活与一切精神是你们学业与事业之开始。

敬爱你的学校，敬爱你的师长，敬爱你的学业，敬爱你的人格。凭你的学业与人格来贡献于你敬爱的国家与民族，来贡献于你敬爱的人类与文化。

《新亚书院招生简章》节录

本书院创立于一九四九年秋，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本此旨趣，一切教育方针，务使学者切实瞭知为学做人同属一事，在私的方面应知一切学问智识，全以如何对国家社会人类前途有切实之贡献为目标。

惟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救近来教育风气，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智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专为智识而求智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

本于上述旨趣，本书院一切课程，主在先重通识，再求专长。首先注重文字工具之基本训练，再及一般的人生文化课目，为学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础，然后各就其才性所近，指导以进而修习各种专门智识与专门技术之途径与方法。

务使学者真切认识自己之专门所长在整个学术整个人生中之地位与意义，以药近来大学教育严格分院分系分科直线上进、各不相关、支离破碎之流弊。

关于教学方面，则侧重训练学生以自学之精神与方法，于课堂讲授基本共同课程外，采用导师制，使学者各自认定一位至两位导师，在生活上密切联系，在精神上互相契洽，即以导师之全人格及其生平

学问之整个体系为学生作亲切之指导。

务使学者在脱离学校进入社会以后，对于所习学业仍继续有研求上进之兴趣与习惯，以药近来大学教育专尚讲堂授课，口耳传习，师生隔膜，以致学者专以学分与文凭为主要目标之流弊。

本院同人自身即以讲学做人一体之精神相结合，共同有志于大学教育的改进，其自身即为一学术研究集团。将来对于书院内部一切措施，才绝对民主方式，由全校教授同人时时密切商讨，以求教育精神之始终一致，与书院制度之不断改进，

期于理想的大学新制度作一长期之研求与实验，将来粗有成绩，可供其他大学之参考。

本书院规模，暂时先办文史、哲学教育、乐鱼平台-乐鱼（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社会、经济、商学、农学等六系，并于每系下分组，惟对人生大义、文化价值、教育宗趣，则悬为本书院各系各组所共同必须研修之对象。于最近之将来，尚拟添设工程、法律等系，并添办附属中小学，期能完成一完全之教育系统为书院之根基。

读罢《师友杂忆》、《新亚遗铎》等钱穆先生的书，最深的感触是他笔下师生互动中闪烁的“灵光”——那种超越功利、直抵心灵的智慧碰撞。在当今教育日益工具化的语境中，这些书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缺失的“人”的温度：当教育沦为标准化流水线，当师生关系异化为绩效指标，当文化传承让位于技能培训，钱穆所践行的“以心传心”的教育哲学，恰是一剂清醒良药。

正如钱穆所言：“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 。或许，唯有回归教育的本质，让师生在彼此照亮中共赴精神的旷野，方能真正实现“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这部书不仅是民国学人的集体记忆，更是一把开启未来教育之门的钥匙。

承接新亚书院后的香港中文大学，继续将 通识教育作为其办学理念的核心组成部分，贯穿本科教育的全过程，并与其独特的书院制度深度融合，形成了兼具中西文化特色、注重全人培养的教育模式。

恰逢钱穆先生卸任新亚书院院长半个世纪后，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于2014年在深圳创立，简称“港中深”，在中国乃至世界最具活力的区域，继续播散 全人教育的“火种”。

“港中深”通识教育的 目标是实现“全人教育”，既传承中国人文传统，又融合西方博雅教育理念，通过“与自然对话”、“与人文对话”等通识课程，引导学生思考教育的本质、中西文化传统、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问题，培养理性思辨与人文情怀兼具的人才，坚定地实践着钱穆等创校先驱的教育理想，“

期于理想的大学新制度作一长期之研求与实验，将来粗有成绩，可供其他大学之参考”。

1. 《师友杂忆》，钱穆，书海出版社，2023年

2. 《新亚遗铎——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钱穆，九州出版社，2011年

3. 《》，管理进化论，2023年

4. 《》，管理进化论，2023年

5. 《》，管理进化论，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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