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继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恐怖统治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涌现无数革命先烈，起义军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同时，起义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顽强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革命火种。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

为了纪念这些在广州起义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在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92号，修建起了一座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陵园主体有正门、广场、陵墓大道、广州起义纪念碑和圆形的封土，墓道两旁有20个大花坛，四季鲜花不断；墓上密铺青草，四周松柏常青，庄严肃穆。墓道的北端是广州起义纪念碑，其造型别具一格，寓意深刻。

纪念碑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侧的一组浮雕：6名满脸坚毅的士兵，一个手拿长枪，瞄准敌人；一个用双臂高高举起一块大石；还有一名满脸刚毅，英姿飒爽的女兵，紧握最后一颗手榴弹，准备拉响，投向敌人。

浮雕上的这名女兵，便是广州起义著名女英雄游曦，她带领一班女兵与敌巷战，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她也血洒疆场，年仅19岁。

游曦，原名游传玉，1908年生于当时的四川省巴县嘉陵江畔大阳沟鲁祖庙（现重庆市）一个手工业家庭。游曦的父亲游正华思想传统，不允许女儿读书，认为女娃儿长大嫁个男人就行了。倔强的游曦一再要求上学，终于得到母亲和哥哥的支持。1921年，她进入收费低廉的“太阳山女子职业学校”半工半读。后入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并参加共青团，改名游曦。

游曦18岁那一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这是黄埔军校史上首批女生，被列为军校第6期。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她凭着满腔革命热情，参加摸爬滚打的艰苦训练，没有任何特殊。早上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10分钟收拾完毕，然后进行操练。从早上5时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9时半睡觉。

军事训练课有步兵操典、射击训练，还到蛇山“打野外”，进行实地军事演习等。游曦被编入第一团宣传队，开赴咸宁、嘉鱼一带迎敌。她在军中年纪最小，但机智勇敢，处事果断。通过军校刻苦学习，自觉磨练，不论是政治理论，还是军事技术，都有很大的提高，而且献身意志也更坚定了。

“四·一二”政变后，她随军校学生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参加西征军并入党，后随教导团南下广州，参加广州起义，任教导团支部委员、女兵班长。她所领导的红军女兵班编入预备队，担负团部的警卫工作。

1927年12月10日晚，广州起义正式打响，游曦和同志们一道系上起义的标志红领带，教导团的枪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揭开了广州起义的序幕。她年处的教导团是广州起义的主力军，在工人赤卫队和市郊农军的配合下，勇猛作战，迅速打垮了多个据点的敌人，黎明前已解放了珠江北岸大部分地区，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广州公社宣布成立。

然而，不久敌人开始疯狂反攻，并把主要攻击目标对准教导团守卫的长堤、观音山及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起义军与敌人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展开激战。敌人不断增援，形势越发危急。游曦的女兵班接到命令，立即赶赴珠江北岸的长堤，加入阻击敌人的队伍。

当日下午，起义军总指挥张太雷在前线中弹牺牲，起义部队领导看到敌众我寡，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撤退。当晚10时起，起义军主力陆续撤出广州，来不及撤退的起义士兵和工人赤卫队，在市内与敌人展开猛烈巷战。当时，与指挥部已失去联系的女兵班仍坚守在长堤，与数十倍的敌人激战。女兵班打退对方多次进攻后，伤员不断增加，粮水断绝，子弹也所剩无几，游曦决定派一个战士回指挥部联系。

那个战士说：“班长，你亲自去吧！我们坚决顶住敌人！”游曦严肃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我不能离开这个岗位！”她停顿一下，用严峻的口气补充道：“去吧！告诉指挥部的领导，我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苏维埃政权。”战士走后，敌人又开始进攻，游曦指挥女兵们甩出最后几颗手榴弹，然后第一个冲出去跟敌人拼刺刀，又一次逼退了敌人。

此时，她们的子弹全部打光，刺刀也拼弯了，个个带伤。游曦扫视着剩下的几个女兵，指着飘扬在阵地上的绣着斧头镰刀的红旗，沉重而坚定地说：“同志们，我们子弹打光了，就在敌尸中去捡，只要一个人活着，就要高举起这面大旗……”她的话还没有说完，敌人又疯狂地扑了上来，游曦带领全班战士奋勇迎敌，与敌人拼刺刀，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壮烈牺牲。

她老家的游曦烈士塑像

战斗结束后，敌人为了泄愤，竟然丧心病狂地将烈士衣物全部剥光，肢解成块，陈放在天字码头“示众”。游曦烈士的浩然正气，通过广州起义烈士纪念碑这组浮雕的真实反映，她的形象将永远萦绕在苍松翠柏间，激励后人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