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笔者曾在某地法院刑一庭工作，通过做法官的经历与现在对比，加之离开书斋走向实务后的观感，笔者感到司法现状不容乐观。理由有10个方面：

一是公开审判受到限缩。“占坑式旁听”在不少法院盛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被害单位代表，甚至还有特警、协警占据有限的旁听席位，导致本应享有优先权的亲友无法进入。这在一些重大、敏感案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二是省部级官员的委托辩护权受限。省部级官员一旦涉嫌犯罪，本人或者亲属委托的律师无法介入提供帮助，大多是本地律协的会长、副会长提供法律帮助，且辩护意见事先应经审核同意。这类官员大多认罪认罚，鲜有提出上诉的。

三是律师辩护权屡屡遭受侵犯。律师未进入法庭，庭审已经结束；律师各种各样的申请权得不到保障，例如申请调取新的证据，申请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调取同步录音录像，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等等；律师随意被剥夺辩护人资格；不当分案审理，一审否认有罪案件，二审书面审理；会见和庭审中不允许律师携带电脑；随意将律师驱逐出庭；对律师会见进行监听；对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且几乎不说理；对律师进行歧视性安检和上缴手机；庭审中限制律师发问、质证时间等等不一而足。

笔者通过域外对比发现，这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律师不但收入较低，且职业无尊严，无社会地位。最大的问题是公权力机关侵犯律师权利，并不承担不利后果，律师监督缺乏渠道和救济途径。

四是职务犯罪案件中，律师在最初调查阶段无法介入。在该阶段，律师的法律帮助极其有限，既不能会见，也不能阅卷，更不能调查取证，权利行使落空，完全靠监察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以权利限制权力完全不可能实现。调查程序的封闭性、单向性和行政性难以使调查行为受到外部监督。

五是检察官和法官依法独立行使权力保障不足。独立是公正的保障，在司法官行使职权保障不足的情况下，“附庸化”和“打手化”特点便显现出来，一些案件，法官之所以要打断律师发言、限制律师发言时间，着急地推进庭审，很多时候都是为判决“背书”。此种情况下的庭审实质化难以取得进展。虽然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有一定成效，但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色彩依然突出。

六是公检法关系未发生根本改变，“侦查中心主义”和“检察中心主义”仍然根深蒂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审判中心主义”，但效果并不明显，据笔者调研发现：检察院的地位普遍高于法院，被告人的上诉大多置之不理，而检察机关的抗诉法院“照单全收”，法院对检察院缺乏制约或者根本不愿意制约，“配合有余、制约不足”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无罪难、无罪判决率极低（在全世界倒数第一）大都与此有关。

七是党委、政府以领导为名行干预司法之实。例如湖北省原政府副省长曹光晶、公安厅副厅长干永平均被指“违规干预司法活动”，导致吉林民营企业家郭广辉与湖北国有公司合作，被以“合同诈骗罪”羁押达2年零9个月。河北省迁西县县委书记干预司法活动，当地检察机关甘愿充当“打手”。

八是“远洋捕捞”等趋利性执法、司法活动愈演愈烈。故意制造连接点进行管辖，将手伸向外地的民营企业，超范围、超指标、超权限进行查冻扣、查封案外人财产，使不少民营企业家心有余悸，战战兢兢。新一轮深化扫黑除恶斗争中，各地都在纷纷公开征集线索，但一定要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不能为“凑数”和“拔高”而“扩大战绩”。一方面要保障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发展活力，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

九是违规分案审理，导致案件真相的发现越加困难。违规分案审理导致审理的“碎片化”，有的将一个共同犯罪案件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审理。有的是认罪认罚案件先审理，然后对不认罪认罚案件产生既判力，增加辩护难度。有的美其名曰“分时段分别审理”，人为将共同犯罪事实割裂，以此限制律师质证权和发问权，强推庭审。包括不许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案外人不能出庭进行举证和质证。

合议庭负责事实的查明和认定，但是有些法官的做法让人认为其根本不想查明事实，因为查明事实后其无法按照领导的意思“下判”，除了故意杀人案件中因“亡者归来”或者“真凶抓获”外，其他杀人案件中有冤情的较少有被平反的，因没有确凿的无罪证据就倒推有罪。对于非暴力犯罪案件而言，冤假错案的平反依然是一个难题。

对于程序正义我们呼吁了很多年，但程序正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公检法办案人员中。以上的九个观察，基本上都是程序问题。程序正义是司法文明进步的“试金石”，是观测司法进步和司法文明的“检测仪”，程序正义是结果正义的保障，当程序不公时，我们有理由怀疑结果的公正性。

因此，司法的进步与退步，程序正义有助于我们较为准确地判定当前的司法现状和司法环境。“春江水暖鸭先知”，律师经常奋战在一线会有切身体会，也更有发言权，这也是笔者为什么要选择办案的原因。

（文章作者：韩旭，法学博士、博士后；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司法制度改革研究基地主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