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江川，做唱片的人。

2006年9月，大学毕业前一年，他在重庆的高校里摆起了唱片地摊。那时候他也没想过要把卖唱片当成一辈子的事业，只是喜欢听，想多收一点、多听一点，于是就去做了。后来开淘宝店、在重庆大学图书馆开实体店、做、办演出、帮音乐人制作发行唱片，又搬去歌乐山、广东、大理……一做就是二十年。

如果把这二十年摊开来看，它其实也是中国独立音乐行业不断变化的二十年：从只靠打口唱片听到世界音乐的年代，到淘宝和实体唱片店，再到今天所有音乐都可以被手机随时播放。唱片曾经是听音乐的唯一载体，后来变成收藏、陪伴和情绪价值，而他也从一个卖唱片的人，慢慢变成了厂牌、演出、唱片制作、艺人合作等许多事情的参与者。

二十年里，他卖过数不清的唱片，也有过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的时候；做过很多不赚钱的演出和出品，赚到的钱又有相当一部分拿去帮助音乐人。2021年的一次变故，让他原本建立了十几年的工作系统几乎全部消失。后来，他搬去大理，开了一家唱片店，把住过的院子改成唱片民宿，又开始琢磨一个新的计划——把自己积攒下来的十几万张唱片整理出来，做成一个可以借回家听的唱片博物馆。

所以这次聊天，我们从“打口”开始——聊那些曾经像垃圾一样漂洋过海、最后却成为很多人精神食粮的唱片；再聊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在这个行业里做二十年，以及当“卖唱片”这件事本身已经很难成为动力之后，他为什么还在继续。

如今，唱片或许不再是听到音乐的必需品了。但它从来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

(下文据采访口述编辑)

我叫谢江川，是重庆人，大学在重庆大学读的物理系。开始卖唱片是在2006年9月，到现在正好20年。

这个想法源于刚刚进入大四，开始考虑毕业后做什么，以及大学时期的大半时间里都在听打口唱片、看电影，习惯了那种生活节奏和方式。

二十年前有个青年群体被叫做文艺青年，这样的状态和生活方式，我也是其中一员。9月开学后某一天，一念之间决定卖卖打口，动机是可以收集更多、听更多的唱片。

现在中国独立音乐领域很多顶流一线乐队音乐人都是我和一样的心思而从事过卖打口这个行当。于是我开始找货源，随后在重庆各大高校摆地摊。那时候也没想过要把卖唱片当成一辈子的事业，就是单纯地喜欢，然后一念之间的想法就去做了，很简单。

2006年，淘宝刚刚兴起，我也顺势开了一家淘宝店，最早是一单一单地跑学校邮局寄，快递行业也同步淘宝快速发展起来。那时候我就以寝室为仓库，在校门口的五金店租了个小柜台做个对外小档口，毕业后就没继续再租。

二十年前做淘宝店卖唱片的人并不多，我算是比较早的一批。到了2010年，机缘巧合才有了图书馆里第一个正式实体店。店开在重庆大学里面，因为大学时候我在图书馆也混了几年，看电影、做放映，还有独立影展，这是那时候的文青都乐于做的事。

毕业后我也在重大里租的房子住，有一天图书馆老师联系我，说图书馆有个地方空出来了，可以租下来做点事情，我就租了。喜欢学校里的环境，简单纯粹，所以又在那里待了四年多。期间已经开始做厂牌、演出和策划。

后来图书馆收回这个地方，店就此关闭，我也搬离大学住到了小区里，楼下租了个清水房做工作室和仓库，继续做线上淘宝店，同时继续做演出和厂牌，又持续了两三年。

直到一个项目遇到巨大亏损，我们决定搬家到重庆歌乐山山里，潜心做出品制作卖唱片，这一待又是四五年。

日子像水一样平淡无奇，直到2021年，工作室遭遇重大变故。工作又停歇停了半年后，一些新合作开始，我们决定搬家到大理，也换个喜欢宜居的地方生活。我们再次大搬迁。疫情期间的2022年，因为项目上制作工作的需求，又在广东设了一个工作室仓库，大理广东这样两边跑了三四年，现在跑累了，准备完全撤回大理呆下来了。

现在大理这个实体店，其实是两年前才开的。是我们最早租住的院子改建而成，公共空间做成了一个我们正在摸索的唱片博物馆，院子的主题是唱片民宿，是我老婆何姐在打理。

就这样，从2006年9月开始算，到2026年8月，我做这个行当也整二十年了。

要说中国的唱片文化，得先说打口。

现在的年轻人，95后、00后，可能基本上不知道打口是什么了。但在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早期那一代，几乎所有喜欢音乐听唱片的人，都绕不开受打口唱片甚至盗版碟的影响。因为那时候还没有APP，没有流媒体，音乐行业不成熟，唱片业也匮乏，人们无法通过别的渠道听到全世界的音乐。

打口这个东西，说起来挺复杂的。它也叫"洋垃圾"，但洋垃圾其实又不止打口。我们也曾认真溯源研究过，应该是90年代欧美日本发达国家往第三世界国家转移一些二手物品而建立的一种协议，那时候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好符合这种输出输入的供需关系。

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上升，各行各业也需要大量材料。像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国家，完整的工业革命过来的，唱片工业自然非常成熟和发达，它们完备的唱片工业体系造就了大量二手唱片进入“洋垃圾”这个垃圾堆里，进而输入到中国。

至于大家一直讨论的，为什么唱片公司会销毁制作完成的唱片，道理很简单：如果卖不掉的唱片继续进入市场作为商品流通，那唱片公司可能就需要继续支付版税，同时消耗更高的人力成本。卖不掉的东西还一直支付高昂的成本维系它，那是一笔亏本的经济账，所以他们宁愿把唱片销毁，打口、扎眼、或者用激光扫描破坏掉，或重压碾压掉。

而这些已变成非商品的唱片，就成了洋垃圾进入中国，但也成了无数中国人重要的精神食粮。

这些唱片夹在电视机、电冰箱、旧衣服这些二手货里一起漂洋过海。到了中国以后，有人在做类似垃圾分类的工作，把能用的东西挑出来，突然就有人发现里面有黑胶、磁带、CD这些玩意儿，它们被挑出来进入新一级的市场开始流通。这就是我所了解的打口行业。

就纯垃圾分类而言，一张常规塑料盒CD可以拆成三种材料：歌本当废纸卖，塑料盒当塑料卖，光盘本身又是另一种化工材料。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可以重新利用的工业原料。而它们合并在一起，装入音乐后，唱片跟其他洋垃圾显而易见是不一样的——在那个年代，它不仅给中国民众提供了精神层面的需求，更提供了启智作用。

在八九十年代，人们接触西方的音乐和艺术，打口唱片成了最重要的的载体，我认为没有之一。

*門唱片拍的打口纪录片

洋垃圾的来源，除了上述提到的唱片公司主导的经济学行为，也有民间的收藏和二手唱片市场，欧美日本等国家本身发展出很成熟的二手唱片流通体系，也会是这些洋垃圾的来源方式。

比如现在没有打口了，但很多人喜欢依然喜欢淘中古二手唱片，其实就是基于欧美日本这些国家在民间有非常庞大的二手唱片储存。你可以理解为，现在你每天可以听到的很多新音乐，现在是流媒体形式，但当年都是以同样量级的唱片发行量做存储和流通的。日本的二手唱片尤为可观，现在很多人去日本旅游，喜欢唱片的都有专门去唱片店淘二手碟的安排。

打口唱片同时也衍生出盗版行业，但普遍认为，盗版商的审美远高于体制内的渠道，因为他们什么都可能会去盗——好的电影、牛逼的音乐，万花筒一般的存在，全在盗版里。

我的中学和大学时代也淘过不少盗版CD和DVD，眼界就是那么打开的。今年4月，我与风马牛乐队的杨绍昆老师聊天时，他提到2000年代时候，他也在昭通卖过盗版碟，那时候盛行的黄标盘，也是滋养了无数人。

我大学毕业没找过别的工作，从06年摆地摊开始，就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开店最早那会儿，别人给我一个差评、或者恶语相向，都能瞬间刺激到我。

现在无所谓了，接触的人多了以后，你会发现人性本来就很复杂，你也不知道别人接近你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做好自己问心无愧就行。

二十年里，因为慢慢接触了音乐这行，感觉什么都多少干过：最早卖打口、摆地摊、开淘宝、开实体唱片店、干厂牌、办演出、帮音乐人制作发行唱片、做经纪人、投资乐队和艺人、不计回报地帮助音乐人等等。过去十几年做的演出几乎没有赚钱的，基本上是全赔。厂牌出品也大部分是贴着钱，只是基数大了后，极少比例可能能挣点。也许这就是量变到质变的道理，或者二八定律吧。

*谢江川工作日常

早年经我手的唱片量还是很大的，国外的几十万张，就算一张能挣十块八块，算下来这二十年就靠量堆积起来的吧。但非常非常辛苦，事情非常琐碎，不是一般人干得了。

二手唱片每一张都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你得持续的去找唱片，还得一张一张整理、定价、做资料、上架、发货、售后。中间有好多年，我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在做这些事。身体就是这么慢慢拖垮的，腰椎间盘突出复发几次，现在精力已大不如前了。

靠这样一张一张卖唱片，还有干制作服务，多少也挣了点钱，但都大半都帮助一些音乐人去了。有好多人都以为我是富二代，其实很多时间都是负二代。如此回报寥寥的工作，现在已不作他想，干了十多年也已足够。

*谢江川工作日常

2021年搬家到大理前，工作室经历的那次重大变故彻底改变了我们生活和工作，前十五年前建立起来的工作系统灰飞烟灭。之后两年，我把自己很多时间都扔到了广东工作室仓库盯唱片制作，其余时间就分给了和音乐人合作层面的工作，作为个人来说，精力确实有限，加上身体不好，唱片店的工作反而就慢慢停掉了。

去年夏天，我们在大理尝试做了唱片市集。我记得在集市上还碰到了独立小炒主理人Eric，他在现场还挑选到了一张John Zorn传奇厂牌Tzadik的出品。停歇到年底，我又把前些年攒的唱片聚合到一起，想到了一个新计划——唱片博物馆，唱片漂流计划。

我开始把手上攒的那些好唱片整理出来，做成一个可以借唱片听的平台。这些想法都非常费力，也不讨好。但可能对我的工作而言，应该算是最后一次开脑洞了。今年3月完成了网站的搭建后，未来几年我们将在网站上更新几万张甚至到十多万张原版CD的借听目录，你可以选好了借回家听，听完再还。近期我们也在进一步搭建小程序，把唱片店和唱片博物馆也做进一步融合。

这些想法在重新刺激我，虽然很难，但现在终于是为我们自己做事了，可能是我人生工作阶段最后几年还能勉力去做的一件事了。当卖二十年唱片后，买进卖出挣差价这个事，一定无法成为吸引你持续去做的动力。

过去二十年，我攒下来的唱片有十来万张，大多音乐内容都不错。至于一般的，今年开始，我继续整理处理，就搭着唱片店买一送一搞搞活动，到年底估计会送掉一万多张。

做唱片这二十年，收唱片也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原则，综合判断吧——内容好，不太常见，偏门冷门都可以，只要音乐不错，性价比合适，我就会收着。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会干这个事，没什么其他多余的爱好。

很多人说唱片行业衰落了，我认为只是是时代变了。唱片的功能一直在变，但它不会消失。

最早我们买打口唱片，纯粹是为了听音乐。那时候没有流媒体，没有手机，你几乎只有拿到一张CD才能听到那张专辑的音乐。这个功能跟现在你打开APP点一首歌来听，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

而唱片的功能自然就变了，对听到音乐这件事而言，你并不需要一定要通过播放唱片的方式了。你听一张专辑可以在手机上听一百遍，然后买一张实体唱片放在家里，那是陪伴感，是情绪价值。就像你特别喜欢一本书，会买一本放在书架上一样。很多年轻人第一张唱片就是这么买的——因为喜欢某个音乐人，想在现实里拥有一点什么。

对音乐人来说，唱片也是生计的一部分。

头部的音乐人靠演出和版权收入生活能过得非常优渥，但那毕竟是金字塔尖。对更大比例的音乐人来说，做唱片、卖唱片，依然还是能有点变现功能的东西，因为前期做音乐的成本已经足够大了，沉没成本也投了。

当线上流媒体的收入微乎其微，对有一定听众基础的音乐人来说，发行适量唱片，它是实实在在的，乐迷也是愿意收藏支持的。我猜测如果一个音乐人能在全中国开全国巡演卖出一万张票，那他的唱片卖个三两千张是没有问题的。

*門唱片合作过的乐队/艺人

还有就是设计层面。现在的唱片，特别是CD，已经不像以前那种标准塑料壳了，更多的是各种异形包装、奇思妙想年轻化的设计理念。甚至个别专辑靠设计出圈，靠封面视觉和装帧设计让人记忆深刻，这些那也是实体才有的东西。对设计师来说，一张唱片也是他们的一个作品。

这几年黑胶回潮，其实CD也在回潮。疫情结束后这几年，国内很多品牌也在复产CD机。因为确实有了市场需求，也老有乐迷问我们推荐CD机。我们也在探索推出联名CD机，看能否和一些专辑搭配一起发行。有些人真的买了CD家里却没有机器放，也许他们就想顺便买个CD机，然后就开始持续买CD了。这种可能是存在的，某种意义上，这个行业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从零开始生长，一点一点的自然生长。因为工业时代很确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門唱片在别人眼里是一个什么印象或形象，我其实已经无所谓了。可能年轻的时候会在意，现在不会了。

2025年我放空了半年，但重启后手上的工作就又没停过。今年是門唱片20周年，我们开始重新建联，門唱片合作的上海乐队顶楼的马戏团今年是25周年，門唱片和顶马也将联合推出一系列唱片和周边，8月8日线上线下同步首发顶马20周年的现场纪念唱片，周边也包括比较符合顶马风格的顶猪蛇皮袋，以及上面提到的CD机。

对小品牌而言，主理人往往设计、制作、出品、销售、宣传、发货、风险评估、成本核算等全都要盯。在我放空的半年，想过就此退休吧，但好像不能，毕竟自己造了那么多唱片还待重新整理，而且暂停的好多活儿总得弄完。不然死不瞑目，你还不知道人前背后别人在说什么，没死你就可能听到。

既然又想出唱片漂流计划、唱片博物馆的点子，我觉得这个是至今为止我最牛逼的策划，但它太消耗时间精力了，又不能挣钱，但我还是希望能好好做它，有比之前好一点的结果。

你说干了二十年，觉得厌倦吗？说不上，主要是这些唱片总得有个归宿和说法。而唱片这个东西，每一张都不一样，加上自己本身也喜欢音乐，所以也不存在多大厌倦感。当然肯定没有早年那种新鲜感，做音乐推广时期的责任感，现在只是单纯从日常运营的角度，得让它自己转起来，得一张一张去整理唱片，得有一些现金流出，不能只是消耗。

我自己觉得，2021年之前在山里几年是状态最好的时候。心无旁骛，一门心思制作、出品、销售、宣传，也没多余无效的人际交往，经济环境也没这么颓。

这几年很多工作并没有原来那么容易开展了。做过出品的人都知道，做一张唱片，从策划、聊合作、对接设计到制作、报批、宣传、销售、发货、客服、售后，全是自己弄，才能最节约成本。

如果小厂牌量不大，必然很难养活自己。年轻时候身体好，一天干十五六个小时什么都自己来，现在做不到了，虽然依然还是很难切分更多事情出去，也许这就是我的命吧。

七八年前我就做过预测，每个音乐人、乐队都会变成一个唱片店，独立运营，卖自己的周边和唱片。安迪沃霍尔早就说过，每个人都有15分钟成名的时间。事情就是这样，这是个人品牌时代，大家都有机会表演自己的15分钟。

在我淡出的这几年，我的预测已完全变成现实。新的乐队和音乐人出了很多，比以前多太多。而唱片店本身，以前只是卖唱片，现在都是复合型的——卖唱片、办活动、做咖啡、甚至像我们一样很奇葩的跨到民宿。

但我更想探索的是，怎样把唱片博物馆、唱片店、唱片厂牌和唱片民宿，线上线下都更有机的融合起来，我觉得我能做到，因为我们身边有更多小伙伴在聚集拢来。

采访｜Sining、Jue

文本叙述｜谢江川

图片整理｜薄月

编辑&排版｜ Jue、谢江川

监制｜Eric、小炒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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