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09.29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入推进，深港创新关系正在发生新的结构性变化。香港加强成果转化、中试验证、新型工业化和创科投资等方向的能力，深圳持续巩固基础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两地创新链条加快相向延伸，在科技人才、创业项目、创新资本、产业空间和全球科技资源等方面的功能重叠明显增加。

如何更好促进深港合作？本文指出，可充分发挥前海“科创超级连接器”作用，发挥深港各自内部优势，并引导两地共同发现全球技术、转化科技成果、组织湾区产业资源和开拓国际市场上，从而推动深港科创合作由传统的优势互补向更高水平的“竞争性协同”合作模式提升。

深港创新边界相向延伸

原有合作模式面临调整

深港创新结构虽存在明显差异

但合作基础依然稳固

香港高校和科研机构集聚，在基础研究、国际科研合作和高端人才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最新完整统计显示，2024年香港本地研发总开支为357.72亿港元，按研发活动执行主体计算，高等教育机构占56.1%，工商机构占38.9%，高校仍是香港研发活动的主要执行主体。

深圳则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创新体系。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2453.1亿元，研发投入强度6.67%；其中企业研发投入2293.92亿元，占93.5%；基础研究经费115.91亿元，同比增长21.2%。

两地结构差异构成深港科创协作的重要基础。香港科研成果走向产业，需要经过工程验证、中试、成本控制、供应链适配和市场应用等环节，深圳密集的科技企业、工程师队伍、制造体系和应用市场能够提供支撑；深圳产业升级产生的大量前沿技术问题，也需要香港高校科研和国际创新网络参与解决。因此，当前问题不是深港互补性消失，而是双方创新能力同步增强后，过去相对清晰的功能边界正在被打破。

香港科学园是香港重要的创新科技研发及产业化载体

（图源：香港科技园公司）

香港加快向产业化延伸

深圳则持续向源头创新推进

近年来，香港科技政策明显向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倾斜。香港近年来连续推出三个规模均为100亿港元的政策工具，其中“产学研1＋计划”支持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和商品化，截至2026年6月，港府已支持73个项目，政府承诺资金超过30亿港元；“新型工业加速计划”支持战略性产业建设智能生产设施，截至4月已公布支持4个项目，总投资超过25亿港元；设立“创科产业引导基金”通过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战略性新兴和未来产业。

此外，香港还在同步加快建设产业化基础设施。截至2026年6月底，河套香港园区已有超过90家企业和科研机构等租户进驻；首两座已落成湿实验室大楼已全部租出；香港微电子研发院正在元朗微电子中心建设两条8英寸第三代半导体中试线，计划于2026年底前投入运作。香港方面明确，河套香港园区重点承担研发、成果转化和中试，新田科技城则提供原型、中试和量产空间，逐步形成覆盖创新链上中下游的产业承载体系。

与此同时，深圳正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和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深港创新边界由过去相对清晰的错位布局向相向延伸发展。由此看，香港不再只是科研和国际资源中心，深圳也不再只是工程化和制造基地，未来深港创新边界继续重合是大趋势。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

（图源：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深港原有协作机制

面临新的调整要求

随着深港创新边界的不断重合，深港之间的协作机制由企业和项目层面向整个创新生态延伸。香港高校科研成果创办企业后，可以选择香港科学园、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也可以选择进入前海、南山等深圳平台；全球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等科技企业进入大湾区时，同样面临香港和深圳不同的落地选择。

因此，深港合作下一步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双方合作引向全球增量。前海具有连接深港两地、统筹科技服务和链接湾区产业资源的条件，应承担更强的资源组织功能。

全球科技竞争加快向技术源头前移

跨区域“竞合”成为重要趋势

全球科技资源竞争已经明显前移。过去地方招商主要争取成熟企业和投资项目，现在越来越多地区把竞争对象前移至实验室成果、核心专利、科研团队和早期科技企业。

以新加坡为例，其是较早建立专业化全球技术搜寻体系的国家，创新中介机构IPI Singapore根据企业实际技术需求，通过全球科研、企业和专家网络寻找适配技术和合作伙伴，其核心任务不是“到全球找企业落地”，而是“围绕本地企业需求到全球找技术”。新加坡企业发展局还建设全球创新联盟（Global Innovation Alliance，GIA），通过与海外政府部门、企业和创新机构合作连接国际创新资源。截至2026年5月，该网络已覆盖50多个国家，累计服务700多家初创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合作和市场拓展。

新加坡也在探索与周边次发达区域开展科创互补合作。2025年正式签署协议的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不要求国际企业在新加坡和柔佛之间“二选一”，而由新加坡发挥全球连接、研发创新、总部管理、金融和专业服务优势，由柔佛提供土地、劳动力和制造空间，支持企业在两地配置不同产业链环节。自2024年双方签署经济特区谅解备忘录以来，截至2026年7月，新加坡及新加坡企业在柔佛承诺投资已超过55亿新元。

以上这些实践案例说明，区域协同能否稳定，关键不在于事先划定谁负责研发、谁负责制造，而在于能否共同扩大项目池，再按照不同地区优势配置资源。深港创新实力同步增强以后，更有必要加强类似的“增量合作”，关键是建立两套机制：一是共同发现全球技术和项目，二是项目进入湾区后按照科研、资本、工程验证、中试和制造条件合理布局。

做强前海“超级连接器”

构建深港科创

“竞争性协同”合作格局

实施“全球科技星探计划”

把招商前移到全球技术源头

建议可由前海牵头，港澳服务、国际合作、投资促进等部门协同，依托一些科技创新集团等市场化主体，研究实施“全球科技星探计划”。

与传统招商主要寻找成熟企业不同，“科技星探”应重点围绕大湾区产业需求，持续发现科研团队、实验室成果、核心专利和早期科技企业。首批可聚焦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生命健康、半导体、先进材料等领域，依托香港国际科研和专业服务网络，在新加坡、波士顿、旧金山湾区、伦敦—剑桥、慕尼黑—苏黎世、东京、首尔等创新集聚区建立技术搜寻网络。

同时可以建立大湾区企业技术需求库，定期征集深圳、香港和湾区龙头企业关键技术需求，由专业机构和技术经理人转化为标准化技术任务，面向全球寻找解决方案。绩效评价重点考察早期项目发现率、企业需求匹配率和实际转化率，形成专业化、市场化的全球科技资源发现体系。

打通香港科研

与深圳产业双向反馈

建设深港科技成果专业转换平台

建议发挥前海科技创新、港澳服务、金融和专业服务等综合职能，提升现有港校成果转化平台的功能。可建立深圳企业与香港高校常态化需求对接机制，把深圳产业发展中的技术问题定期形成“科研需求清单”，面向港校科研团队开展联合攻关；香港高校形成的技术成果则通过前海开展知识产权评价、市场验证、科技金融和企业对接，提高科研成果进入深圳产业体系的效率。

在项目布局上，可鼓励形成研发、知识产权、技术转化和产业应用多节点协同。香港科研团队可以在香港保留科研和国际业务功能，通过前海配置内地科技服务、资本和市场资源，并与深圳企业开展工程化合作。前海可重点做好专业化转换服务，提高跨境创新资源流动效率。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创新创业空间

（图源：前海管理局）

整合大湾区应用场景

建立“香港—河套—前海—深圳—湾区”

的差异化功能体系

大湾区城市类型多、产业链完整，具备组织区域级应用场景的条件，但目前相关资源仍比较分散。建议依托前海现有应用场景机制，建立“香港—河套—前海—深圳—湾区”的差异化功能体系，逐步建立跨区域新兴技术应用场景库。

根据各区域产业特点，香港重点发挥医疗、金融、航空和国际商业服务等场景优势；河套承担跨境科研和前沿技术早期验证；前海重点提供金融、物流、楼宇、口岸、商业和数据应用等场景；南山依托科技龙头企业开展产品和工程验证；宝安发挥先进制造、机场和仓储物流优势；中山、东莞重点承接生产线验证、中试和规模制造。

对全球科技星探发现项目，可由前海根据技术成熟度和实际需求，协助匹配最合适的验证场景和产业承载地，逐步形成从实验室验证、概念验证、工程测试到中试制造和规模应用的跨区域技术验证链。前海不必拥有所有产业资源，但可以成为组织和配置湾区创新资源的平台。

完善各地区项目共认、政策接力

和利益联结机制

形成跨区域协同的政策闭环

跨区域科技合作能否真正运转起来，关键在于各参与地区能否合理体现自身贡献并分享项目成长收益。

一是应从项目认定机制入手。在此基础上，可依托前海制度创新职能，会同深圳市科技创新、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政等部门研究重大科技项目跨区域联合认定机制。对前海发现、南山验证、中山产业化的重大科技项目，可探索建立完整项目档案，对技术发现、专业服务、工程验证、中试生产等各环节分别记录贡献，逐步由“一地独占成果”转向“多地共认贡献”。

二是同步建立与项目联合认定相衔接的政策接力机制，按照创新链不同阶段明确支持重点。前海重点支持全球技术搜寻、成果评价、知识产权、技术交易和概念验证；深圳产业强区重点支持工程验证和产业应用；中山、东莞等制造业城市重点支持中试和规模制造。同一项目原则上由不同地区根据所承担环节接续支持。

三是对多地共同培育、成长潜力较大的重大科技项目，可进一步通过联合产业基金、项目专项投资、协同创新基金等市场化方式建立利益联结。使技术发现、成果转化和产业承载等不同参与方能够分享项目成长收益。

四是应相应调整深港科创合作和前海科技创新工作的评价导向。在企业落地数、投资额等传统指标之外，增加全球技术发现、跨境技术许可、联合研发、概念验证、进入湾区产业供应链和共同开拓国际市场等指标。通过项目共认、政策接力、利益联结和考核调整，逐步把各地关注重点从“项目最终落在哪里”转向“各自在创新链中创造了多少价值”，为深港及大湾区跨区域科技合作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基础。

探索前海—中山双向科创飞地

形成“前海服务转化、中山中试制造”

的协同布局

建议选择1-2个产业方向，由前海与中山开展双向科创飞地试点。前海在科技金融、专业服务、知识产权和国际合作方面具有优势，但制造空间有限；中山等地则具备较好的产业空间和制造承载能力。前海可重点布局科技总部、知识产权、技术交易、融资和国际业务，中山重点承担中试、生产验证和规模化制造。前海的重点是通过制度和专业服务把不同地区的资源组织起来。

总体看，前海的战略价值在于连接深港日益重合的创新体系。通过全球科技星探把深港竞争引向全球技术源头，通过专业成果转化连接香港科研和深圳产业，通过跨区域场景网络连接湾区应用和制造能力，通过项目共认、科创飞地和利益协调增强各方合作动力，推动形成全球技术共同发现、深港资源协同转化、湾区产业联合放大的创新格局。发挥深港各自创新链优势，转化为共同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组合优势，进一步强化前海在全球科技发现、成果转换、科技金融、专业服务和湾区资源组织能力，使前海成为深港科创合作的“超级连接器”。

本文作者

梅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院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美大战略和东亚安全、国防经济与军工复合体、先进技术创新与产业政策。

戴博元：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GBA Review 新传媒

校对｜钟 天

排版｜李 妍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