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29日，台北泉州街，一名自称“林某”的中年男子被特务带走。他戴着假身份，住址也经过伪装，但保密局侦防组已经认定，这个人不是普通地下党员，而是苦苦追查多日的“老郑”。

事情还要从一份油印刊物说起。

1949年夏天，台北出现了一份名为《光明报》的地下刊物，内容直指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与高压，也号召民众反对蒋介石集团。刊物数量不多，却能在台北、基隆等地流传，说明台湾地下党已经建立起相当严密的交通和发行网络。

一个偶然的疏忽，改变了局面。

台大法学院学生王明德为了在追求对象面前显示“有本事”，透露了自己从事地下工作的情况，还把《光明报》交给对方留作纪念。女孩带回家后，家人意识到事情严重，随即将报纸送交当局。王明德被捕后经不起审讯，供出了中学、大学以及基隆一带的组织关系。

保密局由此打开了缺口。

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很快被锁定。他不仅是教育工作者，也是台湾地下党基隆地区的重要负责人。被捕后，他曾表示，同志们即使牺牲，也要为祖国和党在台湾留下第一滴血。

然而，长期酷刑使他的精神状态恶化。一次审讯中，他突然对谷正文说：“老郑，怎么样？”谷正文立即追问：“老郑是谁？”钟浩东很快意识到失言，此后始终闭口不谈。

有意思的是，地下工作中一个无意间吐出的称呼，往往比一份完整名单更危险。“老郑”成了谷正文的目标。他通过跟踪、诱捕等手段，先后控制陈泽民、张志忠等人，最终从供词和记事本中拼出了线索，指向台北泉州街二十六号。

被捕后的“老郑”没有立刻承认身份。谷正文发现他生活上颇为讲究，便投其所好，给他买饺子，甚至满足他吃西餐的要求。据相关回忆，蔡孝乾后来答应带特务寻找一个据点，却趁黑暗和地形复杂逃脱。

这次逃脱没有改变结局。

1950年3月，蔡孝乾在嘉义农村再次被捕。与第一次被捕时的周旋相比，这一次他很快选择了合作。关于他提出的条件，史料记载不尽一致，较多说法认为，他要求让年仅16岁的小姨子马雯娟到监狱陪伴自己。这个细节之所以反复被提及，正是因为它暴露出一个地下组织最高负责人在生死关头的选择。

蔡孝乾不是普通叛徒。

他1903年出生于台湾彰化，少年时期正值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1924年前后，他赴上海求学，接触到进步思想，并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共青团，后来与台湾共产党早期组织发生联系。1928年，他被选入台共领导机构，因日本当局追捕而离开台湾，辗转福建等地从事教职和革命工作。

1932年，蔡孝乾进入中央苏区，曾在红军报刊和政治工作部门任职。长征开始后，他随中央红军经历湘江战役等重大行动，抵达陕北。作为台湾籍干部，他是参加并走完长征的台湾人之一，这段经历也使他在党内拥有不同寻常的资历。

抗战时期，他在八路军总部从事敌军工作。到1938年，已经担任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这样的经历，意味着他熟悉秘密工作、统战工作和组织建设，也了解台湾社会的语言、风俗与人情。

抗战胜利后，台湾地下革命工作被重新提上日程。1945年12月，台湾工作委员会在大陆方面成立，蔡孝乾担任书记。1946年起，他返回台湾，重新联系旧台共成员，并在工人、学生、教师和基层民众中发展组织。

到1949年前后，台湾工委已经拥有数量可观的党员和外围群众，部分地区还建立了武装工作队。渡江战役胜利后，解放军渡海作战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台湾地下组织也准备配合岛内行动。单从组织规模看，这并非一支可以忽略的力量。

正因如此，蔡孝乾的叛变造成的破坏格外严重。

他熟悉各级负责人、联络地点、交通路线和党员之间的关系。投靠之后，保密局先后逮捕数百名工委成员，整个系统被连续击穿。据有关研究，遭逮捕、审讯或牵连者达到一千八百余人，其中不少人被判处死刑或长期监禁。蔡孝乾还录制所谓“悔过”材料，劝在逃人员自首，使搜捕范围进一步扩大。

牢房之间，常能听见对他的斥骂。台北工委负责人郭琇琮曾劝他：“蔡大哥，不要再说了，不要再扩大下去了。”但此时的蔡孝乾，已经把个人安危置于组织生死之上。

需要说明的是，台湾后来未能迅速解放，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人的背叛。海峡阻隔、渡海作战困难、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后的军事部署，以及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都是重要因素。但蔡孝乾供出的情报，确实使台湾地下党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岛内接应力量被削弱，解放台湾的内部条件随之恶化。

蒋介石后来给了蔡孝乾少将名义，却始终没有真正信任他，对其行动严加限制。一个熟悉秘密战线的人，最终也只能生活在监视之中。1982年10月，蔡孝乾病逝，葬于阳明山公墓。他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叛徒的名字，还有台湾地下组织由扩展走向崩解的那段关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