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广州，王玄刚到任不久，摆在办公桌上的不是欢迎材料，而是一摞等待处理的经济和民政事务。那时的广州正处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旧办法与新问题交织在一起。她从东北调来，担任广州市副市长，面对的是一座亟待打开局面的南方城市。

有人问她：“从北方来到广州，习惯吗？”王玄回答得很平实：“地方不同，工作都是为人民办事。”这句话不张扬，却很像她一贯的作风。她既是任仲夷的妻子，也是有自己履历和担当的领导干部。

王玄1918年3月出生于辽宁抚顺。青年时期，她考入东北大学。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快沦陷，她和许多东北学生一样流亡北平。故土沦陷带来的震动，使她很早便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学生走上街头，王玄也参加了游行和宣传。就在这段日子里，她认识了任仲夷。任仲夷当时在中国大学读书，比王玄年长四岁。两人因共同的抗日理想接近，感情也在并肩活动中逐渐加深。

1936年，王玄和任仲夷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就在北平局势急剧恶化前夕，两人正式结为夫妻。婚姻没有把他们带进安稳生活，反而让两个人共同面对更加危险的革命道路。

北平局势失守后，夫妻俩原计划前往延安，但交通受阻，沿途又有敌伪势力活动，只得转道天津、济南，后来在山东开展工作。抗战时期的山东环境异常艰苦，干部常常需要转移，粮食、药品和通信都难以保障。

王玄的两个孩子，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生。长子任崎曾交由任仲夷的妹妹抚养，后来不幸在灾荒中夭折。为纪念这个孩子，夫妻俩把次子取名为任念崎。名字背后，不只是父母的思念，也留下了战争年代普通革命家庭难以言说的牺牲。

任念崎出生时，日军正在山东进行“大扫荡”。王玄尚未出月子，就要抱着孩子躲避搜捕。为了不影响工作，也为了让孩子有一线生机，夫妻俩曾将孩子托给当地一位没有子女的妇女。后来对方生下自己的孩子，念崎才被送回父母身边。

这类经历，任仲夷和王玄很少拿出来反复讲述。对他们而言，革命工作不是口号，而是许多次不得不作出的艰难选择。王玄长期承担妇女、民政、教育和地方行政方面的事务，既要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也要承受家庭聚少离多的现实。

抗战胜利后，任仲夷曾任邢台市委书记兼市长。随后，他调往东北，王玄也回到辽宁工作，先后担任旅大市建国学院教务主任、市妇联主席、市民政局局长等职务。她的工作范围不断变化，但有一个特点始终未变：重实际，少空谈。

1952年，王玄随任仲夷转赴松江省。1954年，松江省建制撤销，相关地区并入黑龙江省。此后相当长时间里，夫妻二人在东北工作生活。任仲夷逐步走上省级领导岗位，王玄则在地方行政和经济管理部门持续任职，后来担任哈尔滨市革委会副主任。

哈尔滨的工业建设，是他们共同经历的重要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哈尔滨由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转变，机械、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任务繁重。任仲夷负责的工作偏重全局，王玄则更多接触城市管理、财贸和民政事务。两人的岗位不同，却都在处理同一个问题：怎样让城市真正运转起来。

特殊时期中，任仲夷受到冲击，夫妻二人又一次被迫分离。即使遭受批斗，他回家时仍常常先整理衣服、洗净脸，不愿让家人看到自己的狼狈。王玄当然明白丈夫经历了什么，只是将担忧压在心里。后来任仲夷被关押，两人长时间不能见面，这也是继1943年太行地区整风期间分离后，夫妻关系面临的又一次考验。

1972年6月以后，任仲夷恢复工作，先后担任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77年，他调回辽宁，任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书记，后来担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王玄随之来到沈阳，出任沈阳市副市长。

1980年10月以后，任仲夷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王玄也来到广州，担任广州市副市长。广东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许多事情没有现成答案，地方需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大胆探索。任仲夷强调解放思想，王玄则参与广州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改革事务。

有意思的是，夫妻二人虽然长期在同一地区工作，却并不意味着事事都由任仲夷替她安排。王玄有自己的干部经历，也有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她在广州任职期间，与当地干部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留下了属于自己的行政印记。

1991年以后，王玄和任仲夷先后离开领导岗位。任仲夷于2005年11月15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2岁。王玄于2020年1月29日在广州因病去世。她出生于1918年，若按周岁计算尚未满102岁，按传统虚岁计算为103岁，标题中的“103岁”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