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0月下旬，沈阳城内，国民党第53军副军长赵国屏刚结束一场争执激烈的军事会议，便察觉到身后的气氛不对。城外解放军已经形成合围，城内却还在争论是否抵抗。有人提醒他，周福成可能要对他下手。赵国屏没有离开岗位，只是从那天起，枪不离身，身边的警卫也增加了。
沈阳当时是东北国民党军最后的重要据点。辽沈战役打响后，锦州于1948年10月15日解放，长春守军随后被迫解决。沈阳孤立无援，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见局势无法挽回，于10月下旬乘机离开，把城防重任交给了第53军军长周福成。
这个任命，对周福成而言既是压力，也是一次向蒋介石表忠心的机会。他立即向南京方面保证，沈阳可以坚守。然而，命令容易下达，兵心却不是靠电报就能稳住的。城内部队缺粮缺援，装甲部队不愿贸然出战，各级军官也清楚，所谓“固守待援”几乎没有现实基础。
周福成仍不愿承认败局。10月30日，他召集主要将领开会，传达蒋介石要求坚守沈阳的命令。会议刚开始，赵国屏便提出异议。他认为城防工事不足，援军不会出现，继续抵抗只会让官兵和百姓付出更大伤亡。
赵国屏并不是临时起意。早在1948年6月，他就已经通过关系与解放军方面取得联系，并逐渐判断出国民党军在东北大势已去。与此同时，沈阳城内不少将领也在寻找和平解决的办法，只是各自有所顾虑，迟迟没有迈出那一步。
“这个仗不能再打了，沈阳守不住。”
“你这是动摇军心！”周福成当场斥责。
赵国屏没有退让。他清楚，会议上的争论并非个人恩怨，而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生死选择。若继续抵抗，沈阳很可能陷入巷战；若能促成有秩序的放下武器，至少可以保住城中部队和百姓。
有意思的是，周福成越是感到无力，越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他把赵国屏的劝阻视为背叛，甚至产生了秘密处决这位副军长的念头。会议结束后，他将命令交给一名部下，要求寻找机会下手。
但命令传到副官那里时，执行者却迟疑了。赵国屏近来始终带枪，警卫也加强了戒备。一次会议中，两人发生争吵，赵国屏的卫兵已经守在门外，任何突然行动都可能引发混乱。副官只好说：“副军长现在天天带枪，身边又有人保护，恐怕没有下手的机会。”
这句话让周福成明白，连身边人都不愿替他承担这笔血债。10月31日，解放军开始向沈阳外围推进，周福成没有继续组织抵抗，而是选择乔装离开。他临走时留下字条，大意是局面已经无法收拾，自己无能为力，希望赵国屏处理好后事。
赵国屏看到字条后，仍没有立即离开。他派人出城联系解放军，准备组织部队停止抵抗。遗憾的是，形势变化太快，解放军次日即进入沈阳，城内没有给他们留下正式发动起义的时间。赵国屏随即下令各部放下武器，不得开枪。
沈阳解放时，城内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解放军进入后，按照既定安排接收部队，收容官兵，维持秩序。周福成却没有逃出城去，而是躲进一所银行附近，试图等风声过去再作打算。很快，他被解放军搜捕人员发现并擒获。
面对审查，周福成曾辩称自己也有和平解决的打算，只是没有找到机会。但沈阳能够避免战火，关键并不在他的迟疑，而在赵国屏和其他主张停止抵抗的军官。赵国屏承担了最危险的责任，也承受了来自上级的直接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周福成的女儿周作秀当时已经是共产党员。加上周福成最终没有率部死守，中央对其作了宽大处理。赵国屏则脱离原有军队系统，进入新的工作岗位。1949年，他到北京经商，因经营困难一度负债累累，生活陷入窘迫。
有关方面了解情况后，曾拨给他粮食，帮助一家人渡过难关，并安排他进入学习机构。1951年，赵国屏在军事训练部门任研究员；1953年，他调任山西省交通厅厅长，参与地方交通建设。那场发生在沈阳城内的争执，也由此留下了一个清楚的判断：危急关头，决定一座城命运的，往往不是口号，而是谁愿意为多数人的性命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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