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年，洛阳宫廷内外风声骤紧，董太后、何太后和大将军何进围绕皇权展开的争斗，先后夺走了两条性命。三国时代的非正常死亡，并不只发生在战场上，宫门、狱中、府邸，甚至一封诏书，都可能成为命运的转折点。

董太后是汉灵帝生母，何太后则是汉灵帝皇后。灵帝死后，少帝刘辩即位，董太后想借侄子董重和宦官力量扩大影响，何太后背后则站着何进。双方冲突不断，董太后最终失势。

《后汉书》记载，董太后忧惧而死，但民间与后世史家一直怀疑，她可能死于何太后的逼迫。史料没有给出确凿的毒杀证据，却能看出，宫廷斗争已经将她逼到了绝境。

董重的结局更直接。何进派兵包围他的府邸，董重自知难以抵抗，最终自杀。一个掌握兵权的外戚，前一刻还在宫廷中左右局势，转眼便只能用死亡结束对峙。

有意思的是，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往往没有退路。无论董太后是忧死还是被害，董重是被迫自尽还是主动赴死，他们的结局都说明，东汉末年的皇权已经失去了调节冲突的能力。

荀彧的死，则更像一场长期积累的政治决裂。荀彧辅佐曹操，重视的是“匡扶汉室”，曹操借此平定北方、扩充势力，荀彧也因此成为曹操最重要的谋臣之一。

可当曹操准备进爵国公、接受九锡时，荀彧的态度发生变化。他不愿看到曹操从汉室重臣变成取代汉室的权臣。曹操没有公开处置他，而是让他退居寿春，政治关系由亲密转为冷淡。

212年，荀彧病逝。关于“空食盒”的说法，出自后世记载，真实性存在争议，不能当作铁证。但无论是否自尽，他的死亡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压力色彩。

陆逊的遭遇，又呈现出功臣晚年的另一种困境。夷陵之战中，他在222年击败刘备，随后又抵御魏军，是孙吴能够稳住局势的关键人物。此后，他还参与军政事务，声望极高。

然而，孙权晚年因继承人问题猜忌加深，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之间的矛盾，演变成朝廷内部的长期争执。陆逊支持太子，却因此触怒孙权，屡受责问。245年，陆逊在忧愤中去世，功臣与君主之间的信任也随之崩塌。

曹彰死得突然。曹操的这个儿子勇猛善战，曾征讨乌丸、鲜卑，颇有将才。曹操去世后，曹彰曾询问魏王玺绶所在，这个举动是否意味着争位，史书没有明确结论，却足以让曹丕心生戒备。

曹丕称帝后，曹彰仍希望掌握兵权。223年，他在洛阳突然死亡。正史只记为暴卒，后世有人猜测他遭到毒害，但证据不足。可以确定的是，在皇权高度集中的环境里，宗室手握兵权本身，就可能成为危险。

刘瑁的死，也带着浓厚的疑云。刘瑁是刘璋兄长，原本在益州继承问题上具有一定优势。刘璋入主益州后，对兄长表面礼遇，内心却难免防备。曹操曾表刘瑁为平寇将军，兄弟之间的政治距离因此进一步拉大。

《三国志》记载刘瑁因狂疾去世，时间大约在刘备入蜀前后。有人据此怀疑刘璋暗中下手，但现有史料无法证明。把这件事直接说成谋杀，未免过于武断；不过刘瑁的处境，确实与益州内部的权力竞争密切相关。

糜竺的死亡，源于一场无法摆脱的家族牵连。糜氏兄弟早年资助刘备，糜竺还将妹妹嫁给刘备，因此长期受到重用。219年，糜芳在荆州投降孙权，关羽败亡，糜竺顿时陷入难堪。

糜竺面缚请罪，刘备没有追究，还安慰他如常相待。可亲弟弟成为叛将，家族声誉和个人责任交织在一起，终究让他难以释怀。糜竺不久病死，史书称其“惭恨发病”，这不是刑罚，却带有强烈的精神压迫。

刘琰则是被公开处死。此人很早便跟随刘备，资历虽老，实际才干却并不突出。诸葛亮北伐期间，他与魏延发生矛盾，被遣返回成都。后来他的妻子胡氏入宫数日，刘琰疑心妻子与刘禅有染，竟将妻子殴打。

胡氏将此事告发后，刘禅震怒。234年，刘琰被处死，成为蜀汉少见的因私人家事触犯君威而丧命的高级将领。此案未必只是夫妻纠纷，也牵涉宫廷名誉和皇权尊严。

马谡的死，则与街亭失守直接相连。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任命缺乏实战经验的马谡防守街亭。马谡违背部署，依山据守，最终被张郃击败，蜀军进取关中的计划被迫中止。

马谡曾与诸葛亮关系亲近，甚至被视为心腹，但战场失误必须承担责任。他一度逃亡，之后被捕入狱并处死。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流传甚广，具体情节有文学加工，却没有改变案件本质：军令面前，亲疏不能代替军法。

于禁的死亡，则始于襄樊战败。219年，他率军救援曹仁，恰逢汉水暴涨，被关羽水军击溃，所部投降。于禁本人也未能坚持到底，和庞德的宁死不降形成鲜明对比。

后来于禁被孙权送回魏国，曹丕表面安抚，内心却没有真正释怀。曹丕命人绘制于禁投降的场景，又让他前去拜谒曹操陵墓。于禁看到壁画后羞惭难当，不久病死于229年。

这十个人的死法各不相同：有人死于宫廷倾轧，有人败给君主猜忌，有人因战败受辱，也有人被家族和私情拖入深渊。三国的残酷，不只是刀兵相见，更在于权力一旦失去约束，人的生死便常常悬在一句责问、一次怀疑和一场失势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