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1811年的英格兰，针织工人冲进厂房，砸毁那些让他们失业的织袜机。
两百多年后，相似的愤怒在中国互联网上以另一种形式爆发：老干妈因引入AI视觉分拣、传闻将拣椒流水线工人从六百余人缩减至数十人，遭遇“你让工人下岗，我们就让你下架”的集体声讨。
把两件事相提并论，并非简单轻率的比附。它触及的是一个从未真正解决的老问题：当技术进步以一部分人的生计为代价时，那些被碾过的人，除了愤怒，还能剩下什么？
把卢德运动简单理解为“反技术”，是一种长久以来的误读。历史学者指出，卢德派并非恐惧机器本身，而是恐惧机器被用来压低工资、边缘化技能、制造失业。
他们的诉求清单里有法定最低工资、限制血汗劳动、要求雇主为被机器排斥的工人安排出路。换言之，卢德运动的核心从来不是“恨机器”，而是“恨机器背后的分配逻辑”。
老干妈争议中那句“你让工人下岗，我们就让你下架”，表达的也是同样的逻辑：企业可以升级技术，但不能让升级的代价单向地落在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人头上。
当老干妈高调宣传“AI降本”时，舆论的愤怒指向的并不是AI视觉识别技术本身，而是技术进步的红利被企业独享、成本却被外部化给工人和社会这一事实。
在这个意义上，抵制是一种信号，它把被“产业升级”宏大叙事遮蔽的人的成本，重新摆到了桌面上。
然而，卢德运动的悲剧性局限也恰恰在这里。砸毁一台织袜机，并不能阻止另外十台织袜机被造出来；抵制一个老干妈，也无法逆转AI进入劳动密集型环节的长期趋势。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抵制把结构性的制度缺失，压缩成了单个企业的道德问题。
老干妈引入自动化，固然可以追问它有没有尽到安置责任，但工人失去议价能力的根源，不在于某一家企业“心黑”，而在于劳动保护制度在技术替代面前缺乏前置性的约束和兜底机制。
如果仅仅把愤怒对准企业，而不同时追问“被替代的工人有没有转岗培训、有没有过渡性保障、有没有集体谈判的渠道”，那么抵制就只能是一次情绪释放，而无法变成制度改善的推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另一种声音：AI是大势所趋，抵制企业是“搞错了愤怒的对象”，骂企业也阻止不了时代发展。
这种说法看似理性，实则回避了真问题。卢德派也从未幻想阻止机器时代的到来，他们争取的是在机器到来的过程中，活生生的人不被当作可以随手抹去的成本。
如果“大势所趋”意味着工人只能被动承受、企业只需一句“假消息”就能打发舆论，那么这种“理性”不过是对既成权力格局的顺从。抵制未必能改变趋势，但它至少拒绝让“趋势”成为一切不义的通行证。
所以真正需要被抵制的，从来不是AI，也不是老干妈，而是那种把“效率必然带来牺牲”当作天经地义、却从不为牺牲者设计出路的制度惰性。
只有当抵制从企业的货架转向制度的议事桌，“新时代的卢德运动”才不至于只是一场注定被遗忘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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