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上海，《围城》出版后引起不少读者议论。钱钟书写的不是一段单纯的男女情爱，而是几个知识分子在动荡年月里的进退失据。方鸿渐与孙柔嘉的婚姻，尤其像一面不太体面的镜子，照见了夫妻相处中最难堪的一幕：明知对方的软肋，却偏要在争吵时用力戳下去。
方鸿渐并非没有才情。他留过洋，读过书，懂得几句体面的道理，偏偏缺少把道理落到生活里的本事。他不愿彻底依附谁，又没有真正独立的能力；想保住自尊，又常常要靠朋友接济。这样的人，平日里看着温和，到了压力面前，最容易把无力感变成牢骚。
孙柔嘉则完全是另一种性情。她没有苏文纨那样的家庭条件，也没有唐晓芙身上的轻灵气质。她出身普通，身处重男轻女的家庭，明白女人若想在现实中站稳，不能只靠温柔，还得会盘算、会争取、会保护自己。
两人的接近，发生在三闾大学这座临时搭建的知识分子社会里。外部环境并不安稳，个人前途也没有着落。孙柔嘉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人，方鸿渐则需要一段关系来摆脱失意和孤独。两个人都在寻找支点，只是寻找的方式不同。
方鸿渐起初把孙柔嘉看成一个需要照顾的女子。她偶尔显得柔弱，偶尔又带着几分小心翼翼，这恰好满足了方鸿渐的保护欲。孙柔嘉也懂得方鸿渐在意体面，便没有一开始就把自己的锋利全部亮出来。
有意思的是，这段关系并非完全出于算计。方鸿渐会在生活上照料孙柔嘉，孙柔嘉也会惦记他的饮食起居。两人争吵之后，有时还能互相认错。婚姻中的情分，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而不是藏在漂亮话中。
问题在于，他们对婚姻的想象并不相同。方鸿渐想要的是一种不受拘束的相处，最好彼此体谅，少谈责任。孙柔嘉想要的却是一份可以抓牢的保障。她越没有安全感，就越想掌握方鸿渐的行踪、交往和选择。
方鸿渐很快发现，婚前那个需要自己拿主意的孙柔嘉，婚后并不柔顺。她在钱财、工作和亲属关系上都有明确判断，也不愿丈夫把自己当成一个只会听话的妻子。方鸿渐对此不适应，却又说不出一套真正可行的生活方案，只能用讥讽来遮掩窘迫。
他们的冲突，后来被两个家庭不断放大。方家看重规矩和面子，孙家更重实际和人情。两边亲属各有算盘，夫妻夹在中间，谁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原本可以商量的琐事，经过亲戚插手，便成了尊严之争。
婚姻最怕的，未必是贫困，也未必是意见不同，而是把争执变成审判。方鸿渐嘲弄孙柔嘉依附亲属，孙柔嘉则拿他的失业、借助赵辛楣解决生计等事反复刺激他。那些话并非全无事实根据，正因为有事实根据，才格外伤人。
“你到底想要什么？”方鸿渐问。
“我要的是你别把我一个人丢下。”孙柔嘉回答。
这两句话看似不在一个层面，实际却都指向同一个困境：一个害怕被控制，一个害怕被抛弃。方鸿渐把孙柔嘉的约束看成压迫，孙柔嘉把方鸿渐的犹豫看成背叛。两个人都在维护自己，却没有真正听懂对方的恐惧。
更严重的是，他们逐渐学会了用对方最在意的东西来攻击对方。方鸿渐在意读书人的体面，孙柔嘉便揭他的无能和依赖；孙柔嘉在意婚姻的稳固，方鸿渐便讥笑她的算计和攀附。夫妻吵架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争的已经不是事情，而是谁能让谁先低头。
孙柔嘉的强势，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心机。对一个缺少家族靠山、又身处旧式家庭的女子来说，婚姻本身就是她争取安全的一种方式。她不肯松手，既有占有欲，也有现实压力。遗憾的是，她把安全感寄托在完全掌控丈夫上，结果越用力，丈夫越想逃开。
方鸿渐也谈不上无辜。他厌恶孙柔嘉的管束，却没有承担起独立生活的责任；他嫌妻子锋利，却常常在关键时刻退缩；他想保住男人的尊严，却把许多选择推给别人。这样的性格，注定会把婚姻中的矛盾越拖越深。
钱钟书写得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没有把孙柔嘉写成单纯的恶人，也没有把方鸿渐写成值得同情的君子。他们都聪明过，也都真心过；他们都受过委屈，也都伤害过对方。可惜的是，每当关系需要耐心时，他们选择了面子；每当需要坦白时，他们选择了讥刺。
一旦夫妻开始专门寻找对方的短处，婚姻就不再是共同生活，而变成了互相防守。那些原本只该在心里承认的脆弱，被搬到争吵中反复使用，彼此便都失去了退路。方鸿渐与孙柔嘉的围城，也正是在这些脱口而出的恶语里，一点点关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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