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给我，我也不确定自己愿意被归进‘流亡’这一类。”伊朗导演沙赫巴努·萨达特（Shahrbanoo Sadat）在东京国际上说这番话时，语气并不激烈，但态度很清楚。

这场讨论发生在凯特·（Cate Blanchett）发起的“流离失所电影基金”（Displacement Film Fund）首批五部短片日本首映期间。此前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修改规则，让流亡获得奥斯卡参评资格，学院高层本周也出现在电影节现场。于是，一个假设被抛到台上：要不要为流亡电影人单设一个奥斯卡奖项？

萨达特的回答是拒绝。她直言自己“真的不喜欢被贴标签”，甚至觉得“流亡电影人”这个标签本身就很好笑，“对我来说这是个笑话”。她补充说，即便因此拿到奥斯卡，她也未必愿意进入“流离失所”这个类别。她此次带来的短片是《超级阿富汗健身房》（Super Afghan Gym）。

同样持保留态度的还有穆罕默德·拉索鲁夫（Mohammad Rasoulof），他执导了该基金的短片《水的感觉》（The Sense of Water）。他表示，作为电影人，自己想把全部精力放在拍片上，从这个角度看，作品在哪里放映也许没那么重要。他担心的是，一旦设立某些特定类别，“有时候反而会造成问题”，他更希望把力气用在“缩短距离、靠得更近”上。

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董事总经理克莱尔·斯图尔特（Clare Stewart）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疑问。她指出，拉索鲁夫此前的《神圣无花果之种》正是首批受益于学院规则变化的影片之一，该片代表德国参评。“那这意味着什么？这创造了什么样的对话？它如何让我们更广泛地思考流亡电影人或难民电影人在我们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她表示，自己个人并不觉得有这个必要。

作为基金联合创始人，布兰切特表示，台上所有人都欢迎学院的这一裁定，认为它承认了世界各地艺术家面临的真实处境。“世界上有那么多战争和冲突，人们并非因自己的过错而流离失所，艺术生涯常常因此中断。学院承认这一点，听起来是件小事，但其实非常深刻。”她说。

布兰切特还透露，首批影片已在洛杉矶完成奥斯卡资格放映，11月中旬还将在纽约安排一场。“当然是为了奥斯卡的考量，但首先是为了让美国这个地区也能看到这些非凡的电影。”她同时提到，电影行业早已习惯国际合拍，“我们行业内部发生的文化外交，我希望很多政府也能效仿这种沟通程度。”

该基金支持两类电影人：自身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人，以及长期讲述真实流离失所故事的人。它的雏形出现在2023年12月联合国难民署全球难民论坛上，当时担任难民署亲善大使已十余年的布兰切特，第一次遇到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董事、资深执行董事柳井康治。

“当全世界每70个人里就有1人流离失所时，我们就在问，为什么这些故事没有更多进入主流？为什么我们不在谈论它们？”布兰切特说，这是一个打破围绕流离失所者经历的有毒叙事的机会。

斯图尔特回忆，2024年10月，布兰切特向她提起鹿特丹电影节已运营30年的休伯特·巴尔斯基金，该基金长期支持基础设施薄弱或融资政治阻力大的国家的电影人。鹿特丹方面随后签约管理这个新基金，基金于2025年1月在电影节上启动。创始伙伴包括柳井康治的制作公司Mastermind、优衣库、Tama Family Foundation、Amahoro Coalition和荷兰的Droom en Daad基金会，斯宾诺莎基金会今年在鹿特丹以主要伙伴身份加入。

首批名单于2025年戛纳公布，包括拉索鲁夫、萨达特、莫·哈拉韦、哈桑·法齐利和玛丽娜·埃尔·戈尔巴赫。他们的影片今年1月在鹿特丹首映，此后在伦敦和埃尔古纳放映，圣保罗也在巡展之列。第二批电影人正在制作各自的影片。布兰切特强调，基金给予电影人完全的题材和视角自由，他们的故事不必直接涉及流离失所。

《水的感觉》聚焦一名移民的孤独，以及学习一门新语言的挣扎。“三年前，我别无选择，只能逃离家乡到海外避难。在那里我有一种孤立感，我开始追问这种孤立感，想弄明白它从何而来。”拉索鲁夫说。

萨达特出生于伊朗，父母在1979年苏联-阿富汗战争期间逃离，她11岁随家人搬到阿富汗中部一个小村庄，阿富汗局势崩溃后被疏散到法国，随后又到德国。基金联系上她时，她正在剪辑《没有好人》，这部浪漫喜剧因主演在开拍前三周退出，最终由她本人出演主角。该片曾为柏林电影节开幕，并计划明年在日本上映。

谈到《超级阿富汗健身房》，萨达特说，她想讲的是“在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家——你的身体里——感到不自在”的那种情绪。日本演员役所广司作为映后谈的惊喜嘉宾现身，他把《水的感觉》形容为“一部非常安静、平静的电影，关于爱、艰辛和深深的伤痛”，并说萨达特的健身房题材短片“真的让我笑了”。萨达特则说，直到鹿特丹首映后评论界把它称作喜剧，她才意识到影片被当成了喜剧来读。

活动尾声，布兰切特向役所广司抛出了自己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