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从第二节领先14分，到末节挨了一个13比0。主教练该负总责，症结是换人后没留住组织。

这场85比76，比起争论该上哪名外援，更值得追问的是：徐杰第四节短暂登场又被换下后，广东靠谁把进攻安排明白？换人可以冒险，组织任务不能悬空。

换下徐杰，本身还不足以判定调度失误。

杨溢此前发挥不错，给他机会有比赛依据；胡明轩手感低迷，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毫无场上价值。教练需要处理的，是这些特点放在一起，能不能完成末节的进攻任务。

上半场徐杰打得不错，第四节却没打多久便被换下，此后没有再回来。这个选择值得讨论，原因在于广东随后长时间得分停滞，场上缺少稳定的后卫梳理。

调整可以改变人选，职责却需要有人接住。

把组织进攻说直白一点，就是有人决定球先交给谁、内线什么时候参与、第一条进攻路线被堵住后往哪里转。广东那段乱战，恰好暴露了这些任务衔接不顺。

山东末节打出13比0，广东过了半节才由博日奇打破得分荒。连续不得分已经让教练有理由重新评估阵容，继续等待的代价，是可供调整的比赛时间不断减少。

球队缺分时，增加一个能得分的人很有吸引力。可如果球仍然送不到合适的位置，或者每个人接球后都得重新寻找办法，换上来的进攻能力也可能打折。

外援争论很热闹，组织衔接却更值得追问。

博日奇本场有内线拼抢的贡献，留下他并非毫无理由。焦泊乔缺阵，广东内线本就吃亏，撤掉一个能在篮下争抢的球员，意味着教练还得处理新的阵容缺口。

可山东收缩篮下后，博日奇偏重阵地进攻的特点受到限制。对方把防守人手往里放，广东如果仍把主要办法压在内线，进攻就更容易挤在一起。

这有点像路口堵住了，后面的车还往同一条道上排。广东需要有人把球带向别处，迫使山东重新分配防守；继续留着博日奇，也得给他安排不同的接球条件。

直到他终于得分，之前消耗掉的时间已经拿不回来。一次进球能结束得分荒，却不足以证明等待这套阵容自行恢复，就是当时更合适的选择。

于是，弗格的使用才有了具体讨论价值。他擅长的挡拆和外线突破，提供了另一种发起方式：借队友掩护寻找突破路线，让篮下防守面对外侧的压力。

但提前换上弗格，并不等于能够自动追回比分。

如果后卫与掩护球员之间缺少配合，换外援也可能变成另一个人持球硬打。教练要切换的，应当包含进攻从哪里开始、谁来接应，不能只停留在人名变化上。

这也让徐杰被换下的争议变得更具体。他上半场的表现，至少给了教练一个已有的参考：当第四节进攻失序时，让熟悉节奏的后卫重新参与，是可以考虑的修正办法。

杨溢此前打得好，当然值得继续获得机会。可早些时候能完成的任务，到了连续不得分的阶段，难度会变化。此时需要有人稳住球权，把队友重新带进配合。

把机会交给年轻后卫，可以接受；让他承担多少组织压力，需要同时安排清楚。若场上缺少另一个稳定发起点，一次持球受阻就可能让整次进攻失去后续。

胡明轩的低迷，又放大了这项安排的风险。

他的持球进攻屡屡受阻，意味着广东不能只盼着原有后场自行恢复。若仍让状态不佳的球员反复处理困难球，教练就需要通过搭配，替他减少一部分发起负担。

球员投不进，要承担执行责任。山东收缩篮下，也确实提高了广东进攻的难度。把这些因素放进去，仍然绕不开临场决策：问题持续出现后，场上任务怎样重新分配？

主教练无法替球员完成出手，却可以决定由谁发起、谁接应，以及一套安排失效后还保留多久。第四节最值得批评的，正是广东没有及时找到稳定的进攻入口。

第二节一度领先14分，也容易让人高估原有打法的可靠程度。前面取得过效果，只能证明当时有用；山东追上比分并改变防守重心后，原来的人员安排需要重新判断。

领先经历可以提供参考，不能替末节安排作保。

内线缺人，也限制了广东提速的空间。更快进攻意味着更快作出传球和推进选择，如果组织没有接上，速度增加也可能带来仓促出手，给球队添一层风险。

因此，要求广东主动变换节奏，需要落到具体人员职责上。谁负责推进，谁决定慢下来，谁在突破受阻后接球，至少应有相对清楚的分工，提速才有实际意义。

山东的13比0已经给出强烈反馈，广东却一直等到博日奇得分才结束停滞。主教练需要承担的主要责任，就落在这段时间里：原有办法受限，替代安排迟迟没有接上。

这个判断只针对本场末节的调度，不能延伸成某名球员永远不该打，也不能倒推出某次换人必然取胜。替补人选有各自代价，保留原阵容同样需要付出时间成本。

比起赛后挑出一个“早该上场”的名字，更有意义的争论是换人后的任务分配。广东已经试过不同后卫，仍然陷入乱战，光增加轮换次数未必能够解决问题。

再遇到连续不得分的末节，广东撤下徐杰之后，会把组织进攻明确交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