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叛明，随后出兵袭占抚顺、清河等地。大为震怒的明廷于同月委任兵部左侍郎杨镐为经略，左右大明命运的“辽事”大幕也就此拉开。

此时，明廷上下还没有“辽人守辽土”一说。

原因很简单，明廷的目的是征剿女真、犁庭扫穴，乃至“绝其种类”。别说与“守”相去甚远，此时也无人敢放言议守。此外，努尔哈赤敢叛乱并弄出这么大声势，朝廷也很清楚单靠“辽人（辽镇）”是搞不定的。

所以出征萨尔浒的明军主力，全为来自关内各镇的客军。萨尔浒之战后，相关情况也没什么变化。除了时间不允许明廷在辽东就地招募和训练出一支军队外，新任辽东经略也非常不信任“辽人”。

况辽人浸染胡俗，气习相类。贼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贼遣为奸细，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
《辽左大势久去疏》

在熊廷弼眼里，朝廷和辽东都司多年的恶政（例如“高淮乱辽”），不仅将辽镇嚯嚯地虚弱不堪，也把辽民推到敌人那边去了。真靠他们别说复辽，辽东只会完蛋地更快。但朝廷很快就意识到一个新问题，太费钱了。

从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到泰昌元年十月（神宗驾崩次月）的两年半里，朝廷（不含地方协济）向辽东投入白银1993.256万两。而这三个年度对应的辽饷分别为200万两、400万两和520万两，简而言之朝廷入不敷出。

沉重的财政压力，迫使明廷将目光转向调派客军的费用支出上。

明廷调各镇明军出征，除了要承担作战期间的粮饷外，还有诸如“安家银、衣装银、行粮、器械银、（将领）廪饩心红银、车船银、脚价银”等等额外支出。这些费用高不高，可以参考户部记录的一个实例。

崇祯三年十二月，明廷复调浙兵北上（补蓟镇），其中将官84人、兵4908人。安家银共发36225两、衣装器械银共发8192两、车船银2631.3两、脚价银15443.3两、廪饩心红和行粮共计15053两、将官买马以及祭祀等银2810.45两 …… （数据来源《度支奏议·新饷司·覆浙江援兵支费行粮安家等项疏》）

五花八门的费用让户部吐槽，“岂平昔无事，俨然列伍者裸体空拳，至启行而始整顿乎”。而总计94600两的金额，也相当于这五千兵马一年的军饷（按每月1.5两算），朝廷不可能不起“就地招募”的念头。

最初朝廷也没有要求全面征募辽人，只是希望经略熊廷弼尽量缩减兵额和就地募兵训练，来降低朝廷和地方的支出压力。但熊廷弼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愿意妥协，所以相关构想基本还是留在纸面上。

注：关内各镇也不愿意援辽，因为外调后本镇的防御压力只会更大，还得另外花钱募兵以补不足。但找朝廷要钱是很难的事，所以各镇在援军满编以及优选精壮上普遍动力不足。为这事熊廷弼也把各镇封疆给骂了个遍。

真正把“辽人守辽土”推广给明廷的人是努尔哈赤。

辽沈、广宁战役的惨败，不仅让明廷上下开始惧怕后金，对辽事的态度也向“先固守确保关门”转变。同时后金的战略也在变化，由攻略大明转变为主攻蒙古诸部，即主动给了明廷就地招募训练军队的空间和时间。

所以“柳河之败”以及孙承宗下岗后，激进的主战声音越来越少，“辽人守辽土”不仅盛行朝堂，也正式获得中枢和皇帝的同意（孙承宗出任辽督后就开始编练辽军并降低关外客军的占比）。而且辽人守辽土，还有个先天优势“屯田”。

明朝推行“军卫屯田制”，各镇明军日常在驻地屯田自养。虽然随着军屯制度的溃坏，各镇越来越依靠朝廷（京运年例银），但屯田收入并没有归零。因此只要能屯田，朝廷多少都能降低一些粮饷的支出压力。

袁崇焕在“平台召对”时，承诺在不大规模裁军的情况下将辽饷用度由584万两逐步降到480万两（第一年实际降到513万两），其依仗之一就是扩大辽人、辽军屯田的基数。

注：历年辽饷的主要支出都是军饷、粮饷（包含粮食、草豆的运费和耗羡），修筑堡垒、城池的直接花销并没有一些朋友想象的那般大，因为明廷主要以军役（驻军闲时出劳役）来完成这些工事。

既然明廷因财政压力愿意接受“辽人守辽土”，为何不主动缩短防线比如退至宁远或山海关，进一步降低辽事支出呢（至少可以降低粮草运费）？其主要原因在于，明朝已推行差不多两百年的御边战略。

土木之变后，大明就由之前“重兵居中（京师）驭外”的进攻性防御，转变为沿边墙在各要点修筑堡垒群固守的被动防御。通常所说的九边重镇，就是在此战略下形成的十来处由“墩、堡、卫所城、路城、镇城”构成的多级防御区。

在这种防御体系和战略下，若北虏入寇，明军可通过入驻不同的堡垒城池，实现降低损失、迟滞敌军、路径堵截乃至包围。而且这种战略也很适配明军的制度性“残缺” – 军队组织严重割裂。

当有警讯时，就算某部明军联系不上督抚或无法同友军协作，也可以依托已有堡垒，保存自己和压缩敌军活动空间，为主力逼退或围歼敌人创造条件。嘉靖十九年三边总制刘天和，以三万明军击败五万蒙寇的花马池伏击，就是这种战略的典范。

所以防线无论是设在锦州，还是宁远、山海关，都不是单守一城或一关，而是需要构建出一个堡垒群以及具备一定深度的防御区，因此后撤也不是想象的那般便宜。

比如主张退守山海关的王在晋上报其战略第一阶段（八里铺防线），除了工事预算，在山海关之外还需增兵8万、粮饷220万两。如果再算上关上守军和关内的后备，那费用还得翻番。

最后，“退守”对于明廷，除了老生常谈的煌煌天朝岂可弃土并向蛮夷示弱的面子问题，还需考虑中枢和皇帝的信心。

萨尔浒之战，大明历时大半年汇集九边近十万精锐，结果一败涂地；

沈阳之战时，不仅城内有四万守军，外围还有三万多援军，结果不足两天时间内沈阳丢了，外围援军的精锐也被消灭殆尽；

到辽阳之战，近五万人据守的坚城，三天不到就被攻占；

广宁之战时，高喊“以六万众一举荡平”的明军精锐们，半天崩盘；

虽然上面这些战斗各有指挥不畅、统帅无能、将领妄动、军队腐化、内奸作祟等等的负面因素，但谁又能保证退守山海关后就没这些问题了？如果山海关也如辽沈、广宁一样迅速完蛋，明廷和皇帝当何处？

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防线前移至少能多一个容错机会，毕竟“天子守国门”不是他们的口号和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