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天，北京饭店门前，女交警叶淑珍站在岗台上，手中的指挥棒一收一放，车流随之停走有序。她穿着的警服却明显偏大，裤腿宽松，行动虽不受太大影响，观感却谈不上利落。那天，一支中央车队驶入北京饭店，车中的周恩来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叶淑珍并不知道车内发生了什么。中午，队长来到岗台旁传话：“总理请女交警到北京饭店吃饭、休息。”停了停，他又说：“总理还交代，要给你们做合体衣服。”

这句话，落脚点不在“漂亮”，而在执勤需要。女交警站在城市重要路口，既要承担交通疏导，也代表着公安队伍的形象。服装过于肥大，夏天闷热，冬天臃肿，长时间站立和频繁挥臂都会受到影响。周恩来的关注，实际触及了基层执勤人员的工作条件。

北京出现女交警，并不是临时起意。1957年，北京市公安局领导从苏联带回一幅宣传画，画面上，女交警向路边儿童敬礼。这件小事引发讨论，随后北京交警在纠正交通违章时实行先敬礼的做法，既体现纪律，也减少了生硬训斥。

有意思的是，女交警的设想正是在这种变化中逐渐形成的。公安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市妇联同意试办后，选拔标准定得很细：要有基层公安工作经历，年龄大致在18岁至22岁之间，身高达到要求，还要经过专门训练。外表整齐只是表层，真正要看的是临场反应和组织纪律。

1958年10月，海淀、丰台和东城公安分局的卢学珍、叶淑珍、钟华脱颖而出。她们在市局交通训练班接受训练，学习手势、哨音、车辆疏导和岗位协作，之后编入东城交通一中队。班长丁先锋经验丰富，承担着现场指导和安全保障的责任。

11月26日，三人正式登上天安门中华路交通岗。这是北京首批女交警公开执勤。长安街当时的交通状况远比今天复杂，无轨电车、汽车、自行车、人力车混杂通行，岗台上的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准确，稍有迟疑，就可能影响整个路口。

卢学珍第一个上岗。她与男交警完成敬礼、换岗，随后稳稳站上岗台。叶淑珍接班时手势已经清楚，只是下岗后才发现，棉手套被掌心的汗水浸湿。钟华经验不足，握指挥棒的手微微发抖，丁先锋在岗台下不断用手势提醒。寒风里，她竟紧张得满头是汗。

三人很快成为街头关注的对象。记者拍照，行人围看，有时岗台周围人群聚集，还需要男交警在下面维持秩序。她们后来又到中山公园、新华门、南池子和北池子等路口进行交通宣传。女民警走上街头，改变的不只是岗位分工，也让“妇女不宜公开执勤”的旧观念受到冲击。

这一做法还传到了武汉。武汉公安部门准备组建女子交警班时，一些女民警并不情愿。梁翠仙曾担心站在马路上会被人误解，甚至表示宁愿下乡，也不愿当交警。彭能元也有类似顾虑。她们的迟疑，恰好说明新岗位带来的不仅是荣誉，还有社会目光和传统观念的压力。

邱益英的态度却不同。她出身武汉新洲，曾因逃避包办婚姻离开家乡，对参加公安工作有很深的认同感。1958年9月14日，她作为女交警代表参加活动，并受到毛泽东接见。毛泽东询问她何时上岗、指挥交通是否困难，还鼓励她克服工作中的难处。这次接见，让不少原本犹豫的女民警改变了看法。

北京方面也在不断修正这项试验。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公安部门研究女交警夏季制服，采用上海生产的东方呢布料，重新设计上衣、裙装、袜子和皮鞋。新制服收腰合体，便于活动，也比原先宽大的警服更适合夏季执勤。三人换上新装后，对着镜子反复查看，连她们自己都觉得变化很大。

服装改了，发型又成了问题。三人的长辫子原本是整齐选拔时的条件之一，可在岗台上挥臂、转身时，辫子容易甩动，也不够利索。钟华舍不得剪发，曾嘀咕：“剪了头发，像不像中年妇女了？”经过教育，她还是剪去了长辫。随后，单位为她们配发绿色女式自行车，方便往返岗位和执行任务。

1959年6月，北京又有166名女交警走上街头，女交警不再只是三个人的尝试，而成为一支规模化队伍。不过，岗位的象征意义并不能抵消长期站立带来的身体负担。严寒、酷暑、风雨轮番而来，关节炎、下肢静脉曲张等问题逐渐增多。

1960年，北京市公安局将女交警的健康状况上报。岗台上的154名女交警中，有84人出现不同程度的职业性疾病。周恩来得知后指出，女交警年纪尚轻，长期按照男同志的强度站岗，确实容易超负荷。

1960年10月15日，北京女交警全部退出交通第一线。其中42人留在交管部门机关和中队科室，其余人员分别调往其他岗位。卢学珍转做内勤，叶淑珍调任劳改系统管教干部，钟华进入北京公安总队医院工作。岗台上的制服、指挥棒和那套合体夏装，则留在了北京交通管理制度探索过的一段具体记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