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36年，郑国国都新郑，执政者子产把刑书铸在青铜鼎上，公之于众。有人担忧：“法律一旦让百姓知晓，贵族还怎样治理国家？”子产的回答被后世概括为一句话：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少数人的记忆和解释。这次铸刑书，看似只是公布条文，实际却改变了中国古代法律运行的方式。

在此之前，华夏社会的秩序并非没有规则，只是规则更多依附于血缘、身份和传统。氏族共同生活时，财产关系相对简单，长幼、婚姻、祭祀等事务主要靠习惯维持。随着父系家族形成，土地、财富和权力逐渐集中，人与人之间出现尊卑差别，单靠习惯已经难以处理日益复杂的冲突。

“礼”便是在这种环境中逐渐成形的。它不仅是祭祀仪式，也包括亲疏远近、贵贱等级和长幼秩序。谁有资格主持祭祀，谁能够继承财产，谁在家族中拥有发言权，都需要一套明确的规范。礼的作用，是让社会成员各安其位；但礼主要依靠身份和教化，并不能应对所有严重冲突。

刑罚则带有更强的强制性。部落之间争夺土地、人口和资源，战争扩大了统治者对组织纪律的要求。军队需要服从命令，战俘和被征服者也需要被管理，于是惩罚违令和压制反抗，成为早期权力的重要手段。《汉书·刑法志》称黄帝“以兵定天下”，这类记载未必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档案，却反映出古人对刑罚起源的理解。

关于夏代以前的法律，后世文献留下的多是传说和追述，不能简单当作完整史实。大禹制定肉刑的说法，见于《尚书》《汉书》等典籍。所谓墨、劓、剕、宫、大辟，分别涉及刺字、割鼻、断足、毁伤生殖器和死刑。它们体现了早期刑罚的共同特点：惩罚直接作用于身体，既是震慑，也是统治者展示权力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刑罚从出现之初，就带着明显的身份差异。夏代已有赎刑记载，犯罪者可以用财物折抵部分刑罚。这样的制度并不意味着人人平等，恰恰说明财富能够影响惩罚结果。贵族和富者拥有更多周旋空间，普通民众却很难承担赎金。法律因此既维护秩序，也维护既有等级。

监狱同样在这一时期出现。传说商汤曾被夏桀拘禁于夏台，虽然具体位置和细节存在争议，但它说明早期国家已经不满足于临时拘押，而是开始设置相对固定的关押场所。刑罚、监狱和官吏共同出现，意味着权力正在从部落首领个人命令，转向更稳定的国家机构。

西周建立后，统治者没有放弃刑罚，而是试图把刑罚纳入礼制之中。周人强调“明德慎罚”，意思不是不用刑，而是要求统治者谨慎使用刑罚，不能任意杀戮。周礼规定不同身份的责任和待遇，周刑则处理严重的违法行为。礼与刑一柔一刚，共同维持宗法秩序。

到了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受到剧烈冲击。诸侯争霸、卿大夫专权，传统礼制不断失去约束力。郑国子产铸刑书，晋国后来也有成文法公布的记载，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法律究竟应当掌握在贵族手中，还是应当成为公开规则。贵族反对公布法律，担心平民据此争辩；支持者则认为，规则公开，才能减少官员随意解释。

有意思的是，成文法并没有立即带来平等，却确实压缩了贵族任意裁量的空间。过去，案件往往依据身份、惯例和权势处理；条文出现后，至少多了一把可以对照的尺子。郑国邓析编写竹刑的传说，也反映了法律传播方式的变化：法律不再只刻在鼎上，也可以书写、携带和传阅。

战国时期，战争规模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粮食、兵员和赋税。法律于是从惩罚犯罪，进一步转向管理户籍、土地、军功和生产。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李悝整理各国刑典，编成《法经》六篇，涉及盗、贼、囚、捕、杂、具等内容。它未必是后世意义上完整的法典，但已经显示出分类立法和统一量刑的趋势。

商鞅进入秦国后，真正改变了“法”的国家功能。他并非凭空创造制度，而是吸收、改造了李悝等人的成果，把原有的“法”改称为“律”。“律”本有音律、节奏和军令之意，商鞅借此强化法律的统一性与执行力。秦国要在兼并战争中取胜，就必须让命令能够迅速传达到基层，让每个家庭、每名士兵都被纳入国家管理。

商鞅变法最关键之处，不只是加重刑罚，而是把法律嵌入社会组织。秦国实行什伍连坐，推行户籍管理，奖励耕战，按军功授爵。有人问：“贵族触犯法律，也要处罚吗？”商鞅用太子师傅受刑的方式表明，至少在制度设计上，法律不应因身份而完全失效。这个做法打击了旧贵族，却也使秦法带有强烈的控制色彩。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保存了大量秦代法律和司法文书。竹简中的条文细密到盗窃数量、家庭关系、官吏责任，甚至连案件如何判断都有说明。它让后人看到，秦律不是几条简单禁令，而是一套深入户籍、财产、刑事和行政事务的治理体系。秦法严苛，但其技术化、条文化的一面同样不容忽视。

商鞅最终死于秦国内部斗争，秦法却没有随之消失。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秦国制度推向全国；秦朝覆亡，汉朝也没有彻底抛弃这套框架，而是在调整中继续使用。此后历代法律不断修订，礼法关系反复变化，但从公开成文法，到分类立法，再到以律令管理国家，早期中国法律发展的主线，已经在秦以前基本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