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为什么女性传记总要从男人的视角来讲？音乐学家萨拉·弗里茨在写克拉拉·舒曼传记时，决定不再这样写。
弗里茨在为Pegasus Books撰写的新书《女作曲家：克拉拉·舒曼的天才造诣》（Madame Composer: The Virtuosic Genius of Clara Schumann）中，尝试了一个近乎苛刻的标准：能不能写出一本传记，没有任何一页离开克拉拉的视角？她表示自己基本做到了，但过程并不轻松，也遇到了无数障碍。
她指出，女性历史类非虚构作品，尤其是传记，长期存在男性视角过于突出的问题。原因很多：研究资料不足、男性历史更受欢迎、更容易吸引男性读者和评论界认可。她认为，这种男性视角和声音压过女性的偏向，正是这类作品在女性读者中受欢迎程度较低的重要原因。但她也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当女性传记一边优先采用男性视角、一边继续拿普利策奖时，作者又有什么动力去改变？
克拉拉·舒曼的研究恰好不缺资料。她的父亲弗里德里希·维克一心想把她培养成堪比莫扎特的神童、钢琴界的帕格尼尼，因此为她写日记，而且是从"他的创造物"这一视角来写，把她所有的成就都记成仿佛是他自己的，一直记到她获得奥地利皇帝授予的"宫廷演奏名家"头衔。弗里茨认为，这正是此前众多克拉拉·舒曼传记作者掉进的陷阱：把她的神童岁月从父亲的视角讲出来。她要做的，是把上千页日记翻过来，把一切出自父亲手笔的记录，透过克拉拉的眼睛重新转写。
另一个障碍来自传主自己的自我认知。在19世纪，妻子的日记是作为丈夫生平的记录来写的，所谓天才的妻子尤其如此。克拉拉的婚姻日记赞美丈夫的作品，甚至到了奉承的程度，却以贬低自己的作品为代价。历代历史学家把这种奉承当作丈夫优越、妻子低劣的证据，连一些女性主义写作者也指责她缺乏自信。但弗里茨认为，这种落差是那个时代的印记，不是事实。女性历史传记作者要做的，是把事实从压制中剥离出来，必须揭开那个时代的厌女传统。
这种语境迫使写作者每个写作日都要面对、或者屈从于自己内化的厌女倾向。作者对男性历史的偏爱，常常不知不觉溜进文字里。过去写克拉拉的传记作者，往往表现出对罗伯特·舒曼或约翰内斯·勃拉姆斯音乐的欣赏，超过对传主本人的欣赏。弗里茨强调，《女作曲家》是第一部把克拉拉·舒曼称为作曲家的传记——而这个头衔，克拉拉本人当年都怕 claiming 它会显得傲慢。
在经营社交媒体粉丝群的几年里，弗里茨因为发过一些事实性推文，比如有多少人更喜欢克拉拉的演奏技巧而非弗朗茨·李斯特、约翰内斯如何依赖克拉拉点评自己的作品，被指责带有女性主义议程，次数多到她数不清。她写道，真正的丑闻并不是那段爱情故事。由于害怕更多指责，她感到必须加倍证明每一处对男性中心历史的反驳。传统神话的瓦解会带来不适，它也暴露出仍然潜伏在我们中间的父权议程。
害怕失去男性读者，同样塑造了她的文字。她小心让假想中的男性读者不会觉得自己被当成敌人，即使她写的是19世纪德国最著名女作曲家所遭受的系统性压迫。她着重写了那些扮演小角色英雄主义的男性，少数部分支持克拉拉作品的人，而不是只盯着压迫者。有些男人看到了她的价值，尽管没有人曾为她拿自己的名誉冒险，而她为丈夫和约翰内斯做过无数次。
弗里茨坦言，她很难不对传主产生亲近感——克拉拉演奏男性作品的时间，比演奏自己作品的时间更多。19世纪的评论家相信女性只能做模仿者、永远成不了作曲家，他们称赞克拉拉放弃作曲、专心投入丈夫的作品，认为这才是尽职的妻子和遗孀该有的样子。如果她把自己宣传成与男性平起平坐的作曲家，她就会失去他们的尊重。弗里茨写道，21世纪也有类似之处：人们继续期待女性历史让位于男性历史，如果她写一本不被男性历史打断的女性传记，她的书同样会没人读，或者根本出版不了。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