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9日，上海白龙港上空，沈崇诲与陈锡纯驾驶“904”号轰炸机，正被日军炮火逼向江面。飞机尾部冒出浓烟，机身持续下坠，座舱里的两名中国飞行员，却没有立刻打开降落伞。

那一刻，决定他们命运的，不只是战机受损，更是眼前尚未完成的任务。

沈崇诲，1911年6月25日出生于武汉，祖籍江苏江宁。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沈家彝曾留学日本，后来担任过司法方面的职务。按照家人的设想，这个聪明勤奋的孩子，完全可以沿着读书、任职的道路走下去。

1928年，17岁的沈崇诲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读书之外，他还是校足球队和棒球队成员，身体素质过硬，性格也十分倔强。一次比赛中，他被飞来的足球打掉门牙，满嘴是血，仍坚持踢完比赛。

这股不服输的劲头，后来从球场带到了战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迅速加深。沈崇诲没有选择一份安稳的工程工作，而是在清华毕业后报考中央航空学校。父亲得知此事，极力反对，认为学成之后同样可以通过工程建设报国，没必要进入军队冒险。

父子争执持续了很久。沈崇诲最终剃去头发，冒雪离家，赶往报考地点。这个举动让父亲十分恼火，父子关系也一度陷入僵局。可在沈崇诲看来，飞机已经成为抵御侵略的重要武器，不能只等别人去驾驶。

航空学校的训练极其严格。新生要接受军事教育，还要经过基础飞行、初级训练、中级训练和高级训练。飞行员不仅要掌握操纵战机，还要学习侦察、轰炸、攻击等课程。沈崇诲训练刻苦，很快在同学中显露出过人的飞行才能。

他曾对同伴说：“强国不能没有空军，飞行员就该到天上去争一口气。”

陈锡纯的出身，与沈崇诲截然不同。

1915年，他出生于湖南望城县华林村蓑衣塘。陈家子女众多，父亲靠种田、烧炭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却仍然想方设法供孩子读书。陈锡纯排行第二，是家中最大的男孩，自小就被寄托了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

他先后在乡间和长沙求学。“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陈锡纯只有16岁，却已参加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初中毕业后，他没有继续走普通求学道路，而是先后报考宪兵学校、陆军军官学校，最终进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五期甲班轰炸科。

三次选择，指向同一个目标：到战场上去。

1936年10月，21岁的陈锡纯被分配到中国空军第二大队，驻南昌担任见习飞行员，后来成为第九中队少尉飞行员。那年年底，他已经结婚并有了女儿，妻子腹中还怀着孩子。离开湖南时，他对亲人说，自己还会回来。

这句普通的告别，后来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中国空军兵力有限，装备和训练条件也远逊于日本空军，但仍承担起支援地面部队、袭击敌方舰船和运输设施的任务。8月14日，中国空军便投入战斗，史称“八一四空战”。

8月19日，日军舰队为掩护部队在杭州湾一带行动，中国空军第二大队奉命出击。七架美制诺斯罗普轰炸机飞向白龙港，沈崇诲担任编队指挥，陈锡纯则坐在“904”号战机的后座。

日军军舰发现空袭后，急忙改变航向，并以舰炮还击。中国飞机不断俯冲投弹，江面上炮火与水柱交错。战斗中，日军一艘军舰遭到重创，敌舰阵形也被迫分散。中国机群投完炸弹后，又用机枪扫射，直到弹药所剩无几。

返航途中，“904”号仍然携带一枚炸弹。

有意思的是，沈崇诲没有马上离开战区。他继续寻找目标，试图把最后一枚炸弹投向日军舰船。就在这时，日军高射炮击中飞机尾部，发动机受损，机身迅速失去高度。

附近有中国军队控制的陆地。按照当时的情况，两人并非没有跳伞求生的机会。

沈崇诲回头看了一眼陈锡纯。没有长篇交谈，也没有临时争论。陈锡纯明白了队长的意图，紧紧守住自己的位置。随后，沈崇诲重新加大油门，操纵着失控的飞机转向江面上的日军舰船。

“准备好了。”

陈锡纯只回答了一句：“好了。”

“904”号拖着黑烟俯冲而下，撞向日军舰队。巨响传来，飞机与舰船同时被火焰和水浪吞没。沈崇诲时年26岁，陈锡纯22岁，两位飞行员没有再返回机场。

关于被撞舰船的具体型号，后来的记载存在差异，但中国空军第二大队在白龙港的轰炸行动，以及“904”号最后的撞击，长期见于抗战史料和纪念文字之中。那不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战术动作，而是在飞机已经无法返航、弹药尚未用尽时作出的临战抉择。

沈崇诲原本可以成为工程师，陈锡纯也可能在乡土之外建立自己的家庭。他们一个来自清华校园，一个来自湖南乡村，却在同一片战火中坐进了同一架战机。

“904”号坠入江面的那一天，两个年轻人的姓名，也被刻进了中国空军抗战史。